追问30年：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30年来，《新周刊》一直以提问者的姿态测量时代的体温。

我们追问：中国人为什么慢不下来？成功学怎么成了一粒“时代的毒药”？怎样才能“住得像个人样”？哪座城是“第四城”？谁是“飘一代”？你为什么不想工作？男人是不是真的没了？哪个年代的女人更好看？如何拯救“低美感社会”？怎样才算“反算法生存”？

有些问题有了答案，有些问题永远没有答案。

今天，《新周刊》提出中国人关于生活的30个问题，它们关乎梦想、常识、爱、工作、房子、身体、朋友、时间——关乎你怎么活，以及你为什么这样活。

人活着，是要一些热情的。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热爱这个残缺的世界，并将“热情”视为文学乃至精神世界的“基础材料”。他认为，真正的“捍卫热情”，并非盲目狂热或拒绝怀疑，而是在崇高与反讽之间找到一种动态平衡。

正是带着热情的不断追问，我们才得以在变幻与震荡的世界中触及真实。

为了从个体视角透视中国社会30年的变迁，我们采访了艺术家陈丹青、作家许知远、作家庆山（安妮宝贝）、纪录片导演陈晓卿、演员于和伟、奥运冠军蔡赟，以及那些在大时代里漂流的小人物——歌手杨臣刚、“杀马特教主”罗福兴、打工人吴桂春、历经16次高考的唐尚珺和“乡村超模”陆仙人等人。

他们的面孔，拼出了这30年的中国脸与时代表情。

“没有人会永远定居在阿尔卑斯山顶，我们将每天回到山下，回归平凡：去厨房，决定晚饭吃点什么；拆开附有电话账单的信封。”扎加耶夫斯基写道。

人生最珍贵的，恰恰是这种平静的日常。

捍卫热情，就是捍卫我们的日常，捍卫我们的生活。

以下为“1996-2026中国人关于生活的30个问题”内容节选：

还爱吗？

1998年，《新周刊》推出第一本情人节特辑《我爱你！》。到了2026年，我们讨论的是《干婚时代》。如果可以通过算法公式输出结论，那或许就是——我们用了近30年时间，把爱情从神坛上请了下来。

回想20世纪末，“我爱你”是需要鼓足勇气才能说出口的一句话；那时候的情人节，玫瑰和巧克力还带着某种仪式性的庄重，爱情是人生剧本里最高潮的章节，值得用最隆重的方式书写。人们相信，爱是能够穿透时间壁垒的魔法，“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不仅是一句诗，更是一种被普遍认可的生活可能。

进入21世纪后，改变悄然发生，而且来势汹汹。

爱情被拆解了，变成了一种可被建构的程序。人们的生活方式日新月异，烛光晚餐、电台点歌、偶像剧桥段，像拼图一样被精心组合，人物和故事本身反而退到了背景里。接着它被放上了货架，成为消费主义的宠儿。“做爱做的事”这一语双关的背后，是情感与欲望的双重商品化。

再后来，连“做”都变得费劲了。人们开始发明各种词语来命名那种难以名状的疏离感。从“云爱”到“干婚”，从“预制爱情”到“算法匹配”，每一个新词都是一次投降，宣告着某种理想状态的不可企及。最吊诡的是，人们越是宣称“爱情已死”，却越像始终没有死心的守望者。

如今，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爱情剧场。屏幕里的情侣们提供着浓度极高的情感切片，甜腻到令人牙疼，又精准到令人心酸。他们不用展示冷战、言语不合和间歇性互不搭理，只提取那些值得被围观的高光时刻。而屏幕外的观众一边嗤之以鼻，一边又暗生羡慕。

人们在虚拟世界里围观爱情，在现实生活中降级恋爱，那句“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从“渣男语录”变成了普遍的求生欲，每个人都把心门关到只剩下一条缝，又忍不住从缝隙里向外张望。

算法时代到来后，爱情被许诺可以精确计算。App里的条件匹配、AI速配、数据画像，技术给出了一个诱人的承诺——你不再需要试错，系统会帮你找到那个跟你99.8%契合的人。但技术无法回答的问题是：如果连试错的耐心都被消磨殆尽，那剩下的是什么？也许AI最终匹配出的，只是一个人们疲倦到不再拒绝的选项。

“只爱一点点”之所以能在今天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情感策略，恰恰因为它是最安全的。不多付出，就不会多受伤；不深度投入，就不会面临瓦解。人们精心维护着那个耗费几十年心力打磨出的自我，害怕被另一个自我收服、介入、揭露、重塑。爱情被视为一种对完整性人格的入侵，而不是对人格完整性的补充。这种防御姿态下，所有人都在等待别人先迈出那一步，于是大家都站在原地，互相张望。

但我们真的不爱了吗？

近30年的变迁，说到底是一场关于“爱”的祛魅与复魅的拉锯战。我们把爱情从神话中剥离出来，发现它不过是由激素、幻觉、误会、巧合构成的凡人之物。但剥离之后，我们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如果爱情不是从天而降的神谕，那它还能是什么？

所以“还爱吗”这个问题，答案当然不在那些“爱情已死”的宣告里，也不在短视频的甜蜜切片或算法的精准匹配里。它在更隐蔽的地方，在那些即便经历了原子化社会的疏离，却仍然选择在下班后为对方留一盏灯的时刻；在明知“预制爱情”的甜味可能后味泛苦，却依然愿意撕开包装尝一口的瞬间；在所有人都说“只爱一点点就好”时，某个人仍然决定“将爱进行到底”的固执里。

爱没有消失，它只是被还原成了它本来的样子——选择。而选择，从来都比相信更难。

热爱工作吗？

“现在是早上八点钟，等你们出来的时候天就黑了，今天的阳光不曾照耀你们！”

这是1971年，意大利导演埃里奥·贝多利拍摄的电影《工人阶级上天堂》里的一幕，一些进步人士站在工厂门口，用扩音器提醒即将上班的工友。彼时的欧洲，经济开始腾飞，意大利作为早期全球化的世界工厂，全国人民加班加点打螺丝钉，为欧美国家生产各种物美价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电影里人们对这种比“996”更极致的工作制度的反抗，感动了戛纳电影节的评委，这部影片获得了次年的金棕榈奖。

电影赢了，工人还没有。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在1930年乐观地预言，到2030年，科技的进步将会大幅缩减工作时间，人们每周仅需要工作15小时，其余时间都用来享受生活。将近一百年过去了，哪怕在福利主义最强盛的北欧国家，这一愿景也没有实现。

很多人认为，科技的进步有两个最直接的影响：一部分人失去了工作，另一部分人为了保住工作而必须更加卖力干活。

2014年3月3日，上海一栋写字楼里，夜幕降临，不少人还在工作。（图/IC）

但这么“卷”自己，并不一定能带来正反馈，反而越忙越穷，越穷越忙。2008年，《新周刊》曾经以一期专题《穷忙族》解释了这一全球性的工作现象：“穷是技术性的，忙是社会性的，穷忙是世界性的。”

在长期的穷忙之中，工作的意义感将会消退。在《中年危机观察：失意的一代》一书中，NHK“Close-up现代+”节目组记录了一个真实的案例：46岁的中野真也曾是大型期货公司的正式员工，33岁时公司倒闭，自此他靠打零工维生。为了支持全职在家照顾母亲、同样没有工作的哥哥，中野真也只能在东京拼命透支自己的肉体。他的出租屋墙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排班表，同时干4份零工：便利店员、中华料理店服务员、卫浴设备销售和建筑工人。他白天在工地挥汗如雨，晚上赶去便利店上夜班，睡觉时间每天都不确定。他已经如此生活了十多年。

即便不是穷忙族，高薪职业人群也在追问工作的意义。索尔福德大学研究员大卫·弗雷恩（David Frayne）主要研究工作和福利制度，他曾遇到一位金领女士萨曼莎，她拥有遗传学博士学位，在伦敦担任专利律师，从事生物技术专利领域的工作，其工作社会地位高、技能要求高且薪水丰厚。但她很快就觉得，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兴趣无法在这份工作中得到满足：“我觉得我只是每天做高难度的数独谜题来谋生……就跟数独一样，它只是一种智力练习。唯一的最终目标是金钱。” 最后，她辞掉工作，去当一名能够跟人真实接触的私人家教和兼职服务员。

活在当下，我们还能热爱工作吗？《新周刊》在2004年的专题《不想工作》和2026年的专题《后工作社会》中都提到人们对工作的心态变化：“工作不光意味着赚钱活命，也是人生的一种表达方式。内心深处，大多数人都不想做持续的跳蚤和勤勉的蚂蚁。在这‘后工作社会’，自由、快乐、休闲而富有诗意，是我们期待的工作副产品。这些，如果工作给不了我们，我们也就不想把自己献给工作。”

所以，一些打工人正在“砸烂格子间”“逃离工位”。2026年6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提及近几年的灵活就业人数：2024年为2.4亿人，2025年为2.8亿人，预计2026年达到3.2亿人。报告认为，原因除了一些企业缩减用工规模，还有一个因素是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去中心化的自由工作。在这个背景下，一大批“一人公司”出现了。

2008年8月5日，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外，表演者们正在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进行彩排。（图/视觉中国）

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姚建华教授团队发布的《2026年中国一人公司（OPC）调研报告》，截至2026年5月，全国共有426个OPC（One Person Company）社区，覆盖了28个省级行政区和65个城市。这些OPC创业者主要为90后和00后，他们的企业涵盖了科技、教育、电商、医学、工业、自媒体、短剧制作等诸多领域。在这个大浪淘沙的热潮中，也必然会有一批批OPC企业倒闭、退出，最终剩下一些真正找到变现路径的OPC创业者。

归根到底，无论工作的形态怎么变化，一份令人感到幸福的理想工作，其内核并没有发生改变。哲学家阿兰·德波顿说：“人们何时会觉得某种工作是有意义的？无论何时，只要它能使我们开心或减轻别人的痛苦便有意义。”当你对自己的工作是否值得热爱感到困惑时，便可以拿出这条万能的“金线”来判断。

假如回到意大利工厂的门口，我们不会再批判工人们麻木地卖命干活，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努力为自己的家人挣下一份血汗钱，让他们有一间遮风挡雨的房子，一口填饱肚子的热饭，一张让下一代人改变命运的书桌。

与其问他们“你热爱工作吗”，不如去问他们的老板以及那些有权力决定他们命运和待遇的人：你热爱这些努力工作的人吗？

审美力提升了吗？

21世纪最缺的是什么？不是人才，他们已经满大街都是了。答案是审美。毕竟即使是“985”大学博士毕业的高学历人才，也可能是低审美甚至无审美的“美盲”。正如木心先生所说：“没有审美力是绝症，知识也解救不了。”

低审美的典型表现包括但不限于：在“我在××很想你”路牌拍照打卡，并把照片的磨皮美肤效果开到100%；对网红事物没有什么抵抗力，包括网红脸；分不清“真古风”还是“伪古风”，搞几件影楼风服饰就当真汉服；看到满大街的招牌和广告上刀劈斧凿般的“武士道书法”，觉得很酷；喜欢光芒四射、五颜六色、饱和度拉满并且胡乱挤在一起的城市夜景。

2019年，《新周刊》在封面专题中提出，许多人患有严重的审美匮乏症，以至于整个世界变成了“低美感社会”。《新周刊》尝试追问：是谁，一次又一次地制造那些丑东西？对“土味”有深入研究的博主史里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并不一定带来审美力的提高，相反，“各式各样的审美口味，哪怕是所谓奇葩审美，也会处于集中爆发、多样并存的状态”。

那么，审美真的是一种完全主观的能力吗？美感到底是什么？

美学家朱光潜曾经以人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来解释什么是“美”：当一棵古松矗立在庭院中，木材商看到它，心中计算着它能值多少钱、能做成什么样的木料，以及如何去“买它，砍它，运它”；植物学家看到它，看到的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而画家看到它，则完全不计较实用，也不推求因果关系，他的注意力完全专注于古松本身的轮廓、线条与气韵，使古松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朱光潜指出，只有第三种态度是审美的态度，因为它的最高目的不是实用，不是科学求真，而是美。

说到这里，关于什么是美，仍然还没有清晰的说法。朱光潜认为，美是客观和主观交融的产物，它不单单存在于“客观的古松”上（否则为什么木材商人看不到），也不能只存在于“主观的心灵”里（如果没有看过古松，画家也感知不到美）。那么，“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人的眼里确实有不同的“美”。

不过，“美”和世俗所说的“漂亮”，可能有一道鸿沟。画家吴冠中曾回忆，他在山西见过一尊木雕佛像：佛像半躺着，身上满是虫蛀的小孔，显得有点可怕，然而“其姿态生动，结构严谨，节奏感强，设色华丽而沉着”，美极了。但是，吴冠中强调这件作品并不“漂亮”，因为漂亮一般是指质感细腻、柔和、光挺，或者材料独特贵重，而美的产生则“多半缘于形象结构或色彩组织的艺术效果”。

2026年7月8日，上海。观众在浦东美术馆参观“绽放在浦美BLOOM IN MAP”主题五周年庆典活动。（图/视觉中国）

可惜的是，人们宁可接受快餐式的感官刺激，也不愿提升审美力，去寻找美，欣赏美，思考美。吴冠中曾痛心地描述他的见闻：游览小三峡时，同舟的青年男女手里拿着小人书，对两岸鬼斧神工的大好风光视而不见；某一胜地陈列着神态突兀的老树根，本是绝佳的审美对象，却被人图省事抹上了大红大绿的油漆；山西永乐宫辉煌的元代壁画前，冷冷清清，无人问津，而那些新建的寺庙里，人们却对着那些仓促赶塑、面目丑陋的新菩萨顶礼膜拜。

在“低美感社会”，审美是最不重要的事情，媚俗才是一切视觉的法则。所谓媚俗，是取消所有理解美的门槛，不加思考地做最直给、最粗暴、最简单的输出；所谓媚俗，就是奔着实用主义的目的，试图取悦所有人；所谓媚俗，就是不择手段，如果辣眼睛有效，那就让辣眼睛来得更猛一点；所谓媚俗，就是艺术史家帕佐瑞克（Gustav E. Pazaurek）所说，制作者“未经大脑斟酌就生产出来”，接受者“未经半点思虑就消费掉”的一堆“俗艳花哨的垃圾”。

2026年，在短视频平台上，人们再一次聚焦“低美感社会”下的街道招牌、网红景点、艺术雕塑、城市灯光和建筑设计，满屏的弹幕都写着一个字——“丑”。对比2019年《新周刊》的美学批判，社会的审美似乎没有改善。

想骂的话都骂过了，但如何才能提高一个社会的审美力？吴冠中说：“人民审美力的提高主要靠艺术品的熏陶。熏陶，是经常性的潜移默化，非速成班所能奏效。”他在法国留学期间，有一次在卢浮宫遇到一位小学教师，她极其耐心地引导孩子们去观察希腊雕塑，不仅仅讲历史，还特别注重谈艺术，分析造型、分析线条，深入浅出，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听懂。吴冠中心想：“比之自己的童年教育，我多么羡慕这些孩子啊！”

想一想大多数人从童年到大学期间所能接受的美学教育是多么匮乏，我们或许对“低美感社会”的形成会多几分同情和理解。从“低美感社会”到“高美感社会”，我们可能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直到每所小学的孩子都能够经常到艺术品面前接受美学的熏陶。

听上去很奢侈？恰恰相反，美学应该是一种普惠教育，审美力应该成为人的基本能力，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精英品位。就像朱光潜所说：“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就是于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

题图|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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