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杰案后过度检查率暴增超四成！医生坦白：开CT不是为治病，是为“留证据”

深夜急诊室，医生面对一个持续呕吐的2岁患儿，他的大脑里同时运行着两套逻辑——

医学逻辑：腹部立位片提示肠梗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可以先保守观察，根据病情变化再做调整。

自保逻辑：如果漏诊了嵌顿疝，我会不会像韩杰一样被判刑？病历上每个字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我需要把所有可能的检查都做一遍，把每个风险都写进知情同意书。

最终，医生选择了后者。

这不是某个医生的个人选择。

当韩杰案二审宣判——医疗事故罪，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全国数百万医生在同一时刻完成了一次观念上的史无前例“更新”：有必要开启防御性医疗模式。

一旦这种模式开启，医生和病人，将毫无悬念的一起走向，所有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两输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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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检查率暴增：数据不会说谎

2026年7月，江西抚州儿科医生韩杰医疗事故罪二审维持原判：有期徒刑一年，实刑。

当医生的恐惧变成行动，数据会说话。

最新统计显示，过度检查问题已涉及全国31个省份2876家医疗机构，其中三级医院412家、二级医院1235家、基层医疗机构1229家。

近日，某市医疗保障局分局发布了一份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公开通报当地一家三级医院在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5月31日期间，存在突出的过度检查行为。

两年半的时间里，该院对无指征患者开展过度检查超3万次，违法事实包括：对无指征患者开展血清肌红蛋白测定、糖化血红蛋白测定、谷胱甘肽还原酶测定、血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测定、血清游离甲状腺素测定、血清胱抑素C测定、丙型肝炎抗体测定、血清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测定、血清甲状腺素测定、甲胎蛋白测定、血清载脂蛋白B测定、腺苷脱氨酶测定、血清载脂蛋白AI测定、乙型肝炎病毒外膜蛋白前S1抗原测定、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测定等。

2025年6月，新华社曝光某肛肠医院过度医疗的案例。卫健部门的调查卷宗显示，125份医院病例中，113份病例存在过度医疗等问题——包括对未达到手术指征的患者实施手术、为有手术禁忌症的患者实施手术。过度医疗率超过90%。

国家医保局公开点名7家医疗机构在飞行检查中发现过度诊疗问题，其中5家涉及过度检查，对患者开展的一些检查项目“临床意义不大，浪费医疗资源，增加患者负担”。

这些不是个别现象，是系统性的“安全竞赛”——谁做的检查多，谁就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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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恐惧经济学”：为什么检查越来越多？

要理解过度检查为什么会暴增，必须先理解医生正在承受什么。

理解防御性医疗，不妨换个角度：假如你走夜路，路况复杂、能见度低，怎么走？

医生面对的也是类似处境——疾病复杂、信息不全、时间紧迫。问题在于，当"多看两眼"的动力混入了对追责的恐惧时，检查就开始"膨胀"了。

一份针对急诊医生的调查显示，66.7%的医生过度检查是因为“害怕漏诊”。42.9%的医生担心医疗纠纷。另一项调查显示，85.8%的医生因担忧发生医疗纠纷，在行医过程中进行过防御性医疗。

医生开检查的底层逻辑，正在从“患者需要什么”变成“我需要什么来保护自己”。

当一个医生的核心能力不再是“诊断”，而是“留痕”——把所有可能性都纳入检查范围，把所有责任都通过签字转嫁给患者——医疗的本质就已经被扭曲了。

有医生总结得干脆利落：“总是去自保，常常去留痕，有时才治病”。

原因1：医患信任不足

当患者对医生动机存疑，医生也对潜在投诉保持警惕——双方信任不足时，最"稳妥"的做法就是把检查做全、把记录做细，该签的字签掉。

原因2：漏诊与多做的成本不对等

医生漏诊一次，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追责。多做的成本由患者和医保承担，漏诊的代价由医生自己承担—这种不对等，自然推动"多做"的选择。

原因3：考核与医保的双重压力

医院有DRG控费考核，医保有费用审查。医生夹在中间：检查做多了被批评"过度医疗"，做少了出事被追"漏诊误诊"。 左右为难，最终倾向于选择对自己和患者都"更保险"的方案。

原因4：医学本身的不确定性

疾病早期症状往往不典型。牙痛可能是冠周炎，也可能是急性心梗；腹痛可能是肠炎，也可能是肠套叠。 医学没有100%的确定性，但追责时往往"以结果倒推"，这让医生在不确定中更倾向于"宁多做，不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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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性医疗的代价：谁在买单？

防御性医疗看起来是医生的“自保”，但代价最终落在三个地方。

第一，患者的钱包。 CT、MRI、全套血检、多学科会诊——每一项检查都有价格标签。过度检查直接推高医疗费用，加重患者负担。患者花了更多的钱，做了一大堆检查，其中相当一部分“临床意义不大”。

第二，患者的健康。 过度检查不仅浪费医疗资源，还可能因检查耗时过长挤占抢救窗口。本应花在治疗上的时间，被消耗在等待检查结果上。

第三，整个医疗体系的信任。 医生和患者本应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但当医生开出的每一张检查单都可能带着“自保”的动机，医患之间的信任就会被一点点侵蚀。防御性医疗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它并不要求医生“做坏事”，它只需要医生“做安全的事”。

四，医疗资源的浪费。 医保基金在承受本不该发生的支出。数据显示，仅过度检查一项，每年造成的医保基金损失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韩杰案的判决，在惩戒一个医生的同时，也在催生一个更庞大的系统性问题。当“漏诊坐牢”的恐惧压倒“治病救人”的本能，每一个患者都可能成为“防御性医疗”的埋单者。

当医生开检查单的唯一目的是“自保”，医疗的核心就不再是“治病”，而是“免责”。这不是医生的错，是制度逼出来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