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2026年6月，墨子沙龙十周年系列科普活动邀请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刘若川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执行院长黄文教授、上海数学中心与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特聘教授李志远，三位顶尖学者围绕“选择数学的n个理由”展开圆桌对谈。
墨子沙龙：三位当年为什么选择了数学？有没有特殊的人或者事情触动了你们？
李志远：我从小喜欢数学竞赛，但大学填报志愿时数学只是第二志愿（第一志愿计算机），幸好没被录取。从本科到博士，我每个阶段都在换方向——分析、几何、代数，现在又偏数论。理由很务实：当时所在学校没有合适的几何导师，代数方向最好，就自然转过去了。选择余地越大越好，有时就是跟着环境在变。
黄文：我当年也是竞赛保送，本想学计算机，却被调剂到数学专业。但我高中严重偏科，化学、物理基本没怎么学，英语尤其差。进科大后第一次摸底考试数学都不及格。当时很多同学准备托福GRE出国，我完全不知道这些事，就留下来读硕士，遇到了导师叶向东院士，做得很顺手，就坚持下来。没有太多选择，顺理成章就做下来了。
刘若川：我小时候算数快，被老师推荐去考当时公立的“奥林匹克学校”。第一次见鸡兔同笼这类题，不知道解题技巧，就用“物理学的办法”——不断试数凑答案。监考老师看了都乐了，最后还是考上了。那个年代可选择的东西不多，自己也没有机会学乐器，但数学恰好适合自己，就走下来了。
墨子沙龙：中国数学家王虹是今年菲尔兹奖的热门候选人，这对数学界意味着什么？
（注：2026 年 7 月 23 日，国际数学联盟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公布了本届菲尔兹奖结果，王虹名列其中）
刘若川：王虹是广西桂林人，不到18岁上北大，最初因高考分数未达数院线而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后来通过转系考试转入数院。毕业后她去法国读硕士，一度对建筑产生兴趣甚至想放弃数学，尝试后又回归，最终考入麻省理工跟随Larry Guth，找到人生方向，一发而不可收。
她解决的三维挂谷猜想是重大突破。如果她能获奖，将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内接受完整本科教育、拿到国际顶级大奖的第一人。她的例子证明，人生的可能性是慢慢显现的——王虹小时候并不被认为是个数学天才，成绩扎实但并不突出。这对当下“不能输在起跑线”的焦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任何时候都是起跑线。
墨子沙龙：中科大数学学院的本科培养有什么独特之处？
黄文：科大的华罗庚班以“不变与变”为理念，全方位保障学生培养质量。不变的是培养世界级数学家的目标、对基础知识的严格要求、以学生为本的初心。变的是选拔机制（高考、竞赛、入校后多维度选拔）、课程体系（荣誉课程与新生研讨课）和师资配备（国家教学名师亲自上数学分析、线性代数等基础课）。
墨子沙龙：李志远教授走过国内外不同的学术路径，您感受到的教学理念和师生关系有什么差异？
李志远：美国课堂上师生交互更活跃，学生不怕问“傻问题”，中国学生顾虑较多，怕影响老师对自己的印象。我的博士导师给我布置问题时，我第一句话就问“有没有好的参考文献”——这是中国学生常见习惯，而不是先独立思考问题本身。导师当即指出这一点。中国本科教育已是世界顶尖，但博士阶段的训练可以更加开放和独立，硬件条件已经很好了，多出国走走有助于开阔心态。
刘若川：我们的一些的教育方式像“武功秘籍式”——以为照本宣科就能成大师，这是不现实的。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完整意思是“我怀疑，所以我思考，所以我存在”。提出问题比吸收知识更重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才是教育中最欠缺的。
墨子沙龙：北大数院希望招收什么样的学生？
刘若川：数学家没有固定类型，数学世界广阔如奥运会，不同项目需要不同人才。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态位”。北大数院的培养目标是“顶天立地”——“顶天”指做出重大基础突破，“立地”指应用数学、计算数学、金融数学等服务社会的工作，二者没有高下之分。学院提供多种出口，不逼着大家往一个方向“卷”，二年级后可以分流，鼓励复合型人才。数学思维是底层框架，上面要叠加其他技能可以在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
墨子沙龙：请三位用最简短的话为各自的学校做个招生。
黄文：读好书来科大，承华罗庚文脉，育数理英才。
刘若川：北大兼容并包，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求索，欢迎来北大。
李志远：复旦位于上海，兼具深厚学术底蕴与国际化视野，欢迎加入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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