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船长回忆在伊朗战乱中滞留75天：导弹爆炸，咖啡杯跳了起来

75天里，印度油轮船长拉曼·卡普尔和他的船员们锚泊在战区，导弹在头顶交错飞过。他写下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漫长等待归家的经历。

我收到的第一个警告不是来自电子邮件或公司通告，而是来自伊拉克港口的一名当地引航员。那天清晨，货物作业已经完成。引航员正爬下舷梯，忽然停住，低声说：“船长，出事了。”

两小时后，公司办公室确认了这一消息。战争已经爆发。

我是一名资深的印度油轮船长，在海上已有超过28年的经历。由于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和过境航行限制通告，我们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困了近两个半月。

说实话，那段时间过得浑浑噩噩。2月28日原本只是平常的一天，然后突然间，我们就置身于战区之中。不确定性铺天盖地。最初的几个小时，我们都在试图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并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

港口当局的指令很快下达：离开泊位。转移到港界内的安全锚地。不得出港。等待进一步命令。

我立即召集全部23名船员到驾驶台。最年轻的21岁，最年长的水手长有30年海上资历。

我向他们宣布了战争的消息：战争来了。我们暂时转移到安全锚地。我们将遵守每一条指令。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我们会挺过去的。

没有人立刻发问。在海上，你学会先倾听。但后来，问题与担忧纷至沓来。心理上，我的船员们备受打击。船上还载着11万公吨货物。船显得格外沉重。

讽刺的是，即使船不动，工作也从未停止。我们仍然巡逻，仍然检查油舱、发电机、消防系统，仍然做饭、打扫，让机舱保持待命状态。船上的日常生活几乎照旧。

但船员们始终心怀恐惧，承受着持续的压力。

定期会议、安全与安保演习已成为日常。每天早上8点，安全简报。每天下午：消防、弃船、导弹袭击演习！我们演练那些祈祷永远不会发生的事。

驾驶台24小时有人值守。不是为了航行——我们哪儿也去不了。而是为了瞭望，为了监听甚高频电台，为了数着在锚地周围盘旋的军舰和从头顶飞过的导弹。

让我们的生活得以维持的是网络——从未中断。通过WhatsApp给妻子、母亲、孩子们打电话。“我们很好，别担心。”我们都说着同样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不是真的。

我的船员们承受着持续的压力，精神几近崩溃。没有安全出路，没有走廊，没有护航，没有计划。

不确定性是最折磨人的——没有人能说我们会被困五天还是五个月。长期滞留意味着错过家庭团聚，家人忧心忡忡，年轻海员们问自己到底还能不能回去。

压力无法关闭。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严重的，长期滞留海上和遣返延误带来了焦虑和抑郁。

是什么帮助我们挺过来的？两件事。第一，船员们自己。我们成了彼此的家人。我们进行额外演习以保持专注，在餐厅举行祈祷，并在夜班时轮流与年轻船员交谈。第二，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停下来，全球供应链就会停摆。这种责任感支撑着我们继续前行。但当我们安全锚泊时，听到的几则消息让我们心碎。有海员在其他船上丧生。有船员被公司抛弃。食物和水供应中断。数月拿不到工资。无法遣返。许多船只受到船东压力，要求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他们称之为“商业压力”。仿佛货物比生命更紧迫。

然后，最可怕的恐惧降临了。我们正在餐桌旁吃饭，忽然听到了爆炸声。

一声沉闷的巨响，随后左舷方向闪过一道亮光。很近，非常近，不到一英里远。整艘船都在震动。咖啡杯从桌上跳了起来。

有那么几秒钟——感觉像永恒——没有人说话。然后警报响起，甚高频里传来喊叫声，军舰开始移动……

那天之后，恐惧有了新的声音——那是爆炸之间的寂静。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听到了数百次爆炸声。我们看到导弹从头顶飞过。我们感受到船体传来的震颤。

不眠之夜和焦躁不安的白昼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刀尖上活着，时刻担心生命安危。

公司来电：“在锚地与另一艘船进行船对船（STS）过驳作业。”全体船员拒绝了。

我理解原因。我们上次看到被袭击的那艘船，当时也在进行类似的船对船货物过驳。没有人愿意在软管连接着另一艘船、无处可逃的情况下，等待炸弹降临。

公司不断下达指令：“这是公司利益。很紧急。”

经过多次交涉，公司保障了我们的安全：作业期间有军舰巡逻，备用船待命，全体船员获得特别奖金。

最终作业安全顺利完成。36小时并靠作业，每15分钟我们就抬头看一次天空。

到这时，疲惫已经到达极限。船员们濒临抗命的边缘。有人萌生了辞职的念头，因为战争没有结束，船员们的遣返请求也没有得到积极回应。

在后方，我们的家人承受着持续的压力。除了祈祷，他们几乎无能为力。

演习感觉毫无意义。甚高频里的通话只是噪音。打回家的网络电话越来越短，因为除了“还在这里”，还能说什么呢？

我每周都提交换班申请。“船员超期服役。请求换人。”回复是：“船长，我们在努力。没有人愿意来。”

物资方面，我们实行配给。新鲜食品储备见底。我们精打细算地使用燃料、水和药品，因为补给意味着要穿越争议水域。网络信号时好时坏，家人往往先听到谣言，然后才听到我们的消息。

终于，5月12日，好消息来了。换班确认。我于5月14日离船。

在战区锚泊了75天。我应该只感到高兴。我确实高兴。但我也为仍在船上、仍在等待回家的同事们感到难过。把一部分船员留在身后。所有人都到家之前，谈不上庆祝。我在舷梯口拥抱了轮机长。“下一个就是你了，”我对他说。我希望我说对了。

我的船员们仍然被困在那里。还有多少人？世界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报道。

我的离开不能是故事的结局。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协议，让每一艘被困的船都能撤离——而不仅仅是那些幸运地找到接替者的少数人。

人们问我，在战争期间指挥一艘商船是什么感觉。那不像电影里那样。没有英雄时刻，没有戏剧性的逃脱。

那是75天的等待，75天的演习，75天仰望天空，75天做出任何手册里都没有的决策：我们要拒绝过驳作业吗？我们要告诉船员全部真相吗？当所有人都疲惫不堪时，我们还要继续吗？我们还目睹了停火协议被违反，以及公司做出虚假承诺。

这让我看到我们的体系有多么脆弱。当世界陷入战争时，世界仍然需要石油、食品和商品。而必须有人留在船上把它们运到。那个人就是我们：商船海员。在出事之前，我们是隐形的。一旦出事，我们就变得非常显眼，也非常脆弱。

全球90%的贸易通过海运完成，而这些货物由手无寸铁、毫无保护、声音被忽视的海员们运送。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安全走廊、实时情报共享，以及在不失去工作的前提下拒绝不安全航行的权利。

因为我们承载着你们的贸易。我们不应该独自承担这种风险。

我们是海员，不是战斗人员。然而我们却被卷入地缘政治的交叉火力中，我们的无辜被利用，我们的尊严受到考验。

那些本应保障我们福祉的国际海事机构和项目——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船舶检验报告计划、石油公司国际海事论坛、国际航运公会、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MARPOL）以及港口国监督——必须采取行动。是时候超越空洞的声明了。每一位海员都应得到保护、支持和问责。海洋不分彼此，我们也不应区别对待。

在这场冲突中，我们失去了几条生命。我向他们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哀悼。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世界只有在遗体回家时才会注意到海员。

致各公司：制定安全规程，制定撤离计划，保留准确记录，按时支付工资。如果你们自己都不愿意航行，就不要要求我们去。

致家属们：你们的亲人是勇敢的。他们很疲惫。他们正在回家。

致我的船员们：谢谢你们。感谢这75天，感谢你们的支持，感谢一起分享的每一餐，感谢你们没有崩溃，感谢你们选择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