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被韩国社会热捧的中国古籍，很多中国人却还未读懂

近日，知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靳大成的全新力作《论语通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紧贴时代的创新形式解读《论语》，在经典与大众之间建立起新的桥梁，让流传两千余年的儒家智慧照进当代生活，成为普通人可读懂、能活用的人生指南，为传统文化热再添一抹亮色。

译完《论语通读》之后

✪[韩]金泰万

▍大成兄

读《论语》的记忆，已经太过遥远。大学时考入中文系，为了"打通文理"，懵懵懂懂地读过《论语》《孟子》；硕士阶段，也算像模像样地研读过《文心雕龙》《资治通鉴》一类的典籍。虽说是中文系，我修的却是现当代文学专业，比起古典文学，西方文论和社会主义思想著作反倒更贴近我的求学生涯。即便如此，从本科到博士，我始终没有离开过中文系，"子曰""孟子曰"这样的句子，早已成了刻进身体里的语言。后来到北京留学，与古籍打交道的机会也不多，多半是在文学理论著作或评论文章的引文中，与经典擦肩而过，因此我的古典功底，实在称不上深厚。

就这样，岁月流转，年过六旬、即将从大学退休的某一天,我收到了靳大成兄的一条微信："写了本书，帮我看看？"大成兄是我在北京留学时最常见面的同道学者之一。我交游的领域主要在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范畴，因此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青年教授和博士生们往来颇多。大成是我挚友孟繁华的挚友，起初也不过是彼此问候的泛泛之交。

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归国、刚在大学落脚不久，一天突然接到一通电话，接起一听，正是大成。"我为了查资料来了首尔,能不能也去釜山待几天?"我说没问题，来吧，挂了电话便去学校张罗宾馆。那已是近三十年前的往事了。那时学校风景最好的地方，是"五十周年纪念会馆"二楼的客房。学校附近没有像样的旅馆,中国朋友一来,我们总是安排住在那里。推开窗便能望见"太平洋"，坐落在朝岛尽头礁石广场的山丘上，据说那里的浪涛声极富节奏，令人心醉。

几天后大成来了，与我同住了几日。他的专业是历史，确切说是近代中韩交流史，当时正埋头搜集壬辰倭乱的资料。虽说学校号称海洋领域首屈一指的大学，图书馆里却几乎没有海洋相关的历史、文学等人文资料，他四处奔走于釜山博物馆、釜山大学图书馆，寻寻觅觅，收获却不多。若说有什么收获，那便是每晚相对而坐、就着马格利酒和煎饼闲谈的记忆了。或许正因为对中韩交流格外用心，大成兄对韩国的偏爱，在我所有中国朋友中也是数一数二的。

他就这样回国了，此后我每次去北京，繁华兄和大成兄总是包揽我的接待，成了陪我喝酒吃饭的朋友。二〇〇〇年代初的非典就这样过去了，可到了二〇二〇年代初，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人员往来受阻，中韩关系也随之骤然冷却。我认识的一些人，甚至连签证都办不下来。就连民间的学术交流，也在这场政治风波中被彻底掩盖，中韩交流几近断绝，我们连音讯也断了，如今大成的这条消息，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命中注定的重逢！这大概也要归功于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吧？是微信这件利器，重新把我们连在了一起。这些年来，大成从大学退休，辗转各地从事青年教育事业。他本就口才极佳、兴趣广泛，如今又重新回到原典，与地方城市的年轻人一起研读中国历代经典，以此践行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

我今年冬天，就要从这所倾注一生的大学退休了。为了给人生的"第二季"做准备，我把学校研究室和家里的藏书汇集一处，辟出了一间书斋。当然，这并非仅仅为了独自消遣。中国和韩国传统时代的知识分子，年轻时出仕为官，退休之后回归故里、教授后学，本是常事，正因如此，东亚各地才有了书院、学塾这样的场所。我也打算效法前人，与身边友人、乃至后学一起读书论道、研习经典，将消遣与讲学合而为一。之所以将这间书斋命名为"人文书院图南"，也正是出于此意。约有三万卷的藏书之中，我先把尚未读过的那些摆在最显眼的书架位置，尤其是古典文学与原典类，更是像随时要翻开一般，摆在书斋的案头。其中自然少不了打算依次通读的《论语》《孟子》《孙子兵法》《庄子》。恰在此时，大成兄寄来一本嘱我阅读的书，竟正是《论语通读》，这实在是意想不到的巧合。捧起这本偶然落入我手中的书，才读了几页，便沉浸其中，难以自拔。说起来，以《论语》为名的书，古今中外何止数千种。中国自不必说，我们韩国也遍地都是穷尽一生钻研《论语》的学者。在这样的情形下，何必要将一位历史学出身、并非经学专家的学者所写的《论语》解说，再翻译成韩文、添作《论语》典籍之林中的又一本呢？我不能不这样自问。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阅读书稿的过程中，尤其是读到书中收录的赵刚等人的序跋，以及大成自己所写的前言之后，才渐渐清晰起来的。

▍从讲座到书稿

这本书，并非为了在学院经学的谱系中争一席之地而写，而是为了回归原典、与当今青年一同阅读而写。它诞生的场域，与一般的《论语》解说书便已不同。

靳大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但他本非经学出身，也非古典文献学者。年轻时，他做过工人，一边研读《资本论》，一边长年练习武术；后来长期沉潜于西方美学与文化理论，直到深切体会到其局限，才转向先秦诸子。用赵刚的话说，他是一位言辞奔放、议论热烈，颇具豪迈北方人风范的人物。退休后，他与大学生志愿者组织"毅恒挚友"结缘，与中国西部数县的中学生一起读经典，坚持了近十四年。"毅恒挚友"是成立于二〇〇七年的中国公益教育组织，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为宗旨，将大学生志愿者派往湖南、贵州、陕西、甘肃、广西、湖北等欠发达地区的中学，开展人文素养教育。自二〇一五年起，该组织又在十几个县的中学里，逐一建起多功能社区中心，配备图书、可移动的桌椅和多媒体设备，由一到两名驻点志愿者与学生们共同学习、共同生活，这个空间被称为"PEER"(Peer Experience Exchange Rostrum，同伴学习交流站)。读书、讨论、戏剧等人文活动，都以"PEER"为据点展开，大成正是借助戏剧、独白、朗读乃至肢体表现，把青年们一步步引向经典。

这部《论语通读》的构想，竟起源于一本物理学科普读物，说来也颇为奇妙。大成坦言，他是在某所乡村中学图书馆的书架上，偶然翻到一本《七堂极简物理课》，从此深深着迷。那本书用即便连高中都未能好好念完的人也能读懂的语言，讲述最新的物理学成果。他由此想到，中国古典是否也能以这样通俗读本的形式重新写就。二〇一八年，他在与在线音频教育平台"得到"的编辑会面时，本来受邀讲的是《庄子》。可在录音棚里，他即兴讲了一段《学而》篇的开头，编辑当场便说："就讲这个吧！"就这样，诞生了一套九十八讲的《靳大成的论语通读》音频课程。此事过去几年后的二〇二二年，在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一次偶然交谈中，这套讲座又被提起，当场便敲定了出版成书的计划。大成重新拿起讲稿，一边核校资料，一边修订当年略显口语化的表述，又补充了新的内容，终于在二〇二五年初完成了如今这部书稿。

《论语》全书不足一万六千字，共二十篇五百一十二章，是一部语录体文献。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年至前四七九年）去世后，由其嫡传弟子和再传弟子编纂而成。汉代曾并存《齐论语》《鲁论语》《古论语》三个版本，直到后汉郑玄将其统合为一，才确定了今日我们所见的二十篇体例。《论语》虽然篇幅短小，却完整保留了儒家思想的原初形态，是最早的经典，仁、礼、君子等日后支撑起整个东亚话语体系的核心范畴，皆发端于此。正因如此，大成自己也坦言，他书架上仅现代人所写的《论语》解说，就有数十种之多。问及为何仍要在如此饱和的市场中投身其中，大成引用契诃夫（一八六〇至一九〇四）的话半开玩笑地作答："大狗小狗，都得叫。"但随即他又正色补充道：让一个从未读过《论语》的初学者，一翻开这本书，便能立刻走进孔子与《论语》的生活世界，这才是这本书唯一的野心所在。

▍《论语》解释史中的位置与方法

自汉代以来，《论语》的注疏史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其一，汉魏古注一系，郑玄的《论语注》专注于训诂考据、力求最大限度还原文献原义，其后何晏等人编纂的《论语集解》，集汉代诸家注释之大成，成为此后所有古注的标准文本。其二，魏晋南北朝至唐的义疏一系，皇侃的《论语议疏》为何晏集解作疏，浓厚地融入了老庄玄学的色彩；其后邢昺的《论语注疏》则涤除玄学色彩、重归训诂为本，最终被收入《十三经注疏》，成为官学的标准。其三，宋代新注一系，朱熹的《论语集注》将《论语》与《孟子》《大学》《中庸》合为"四书"体系，以理、气、性等程朱理学的形而上学框架加以重新阐释。这部著作自元代以后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在包括朝鲜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享有长达七百余年的官学正统地位，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汉唐训诂学与宋明义理学发生了根本的分野。其四，清代考据学一系，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以考据学的方法，重新整理汉注的成果、回归实证训诂，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则网罗历代注释，成为这一脉络中规模最为宏大的资料集大成之作。其五，近现代再阐释一系，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以文献学的严谨性，确立了现代汉语标准译注本的地位；钱穆的《论语新解》，则以现代化的叙述，折中传统义理学的精神；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更以其独创的"情感本体论"哲学框架，对《论语》作出了别具一格的重新解读。

贯穿这一漫长脉络的主轴，说到底是训诂与义理之间的张力——究竟应以准确复原字句为先，还是以道德形上学体系的建构为先，而近现代的诸多著作，正是各自以不同方式，试图超越这一由来已久的对立。

《论语通读》在这五个阶段的谱系之中，占据着一个极为独特的位置。正如赵刚所言，这本书有意不走"考据、训诂、集解的旧路"。如果说何晏的集解、朱熹的集注、刘宝楠的正义，都是各自时代的学术权力场中，为争夺正统地位而写就的著作，那么《论语通读》从一开始，便置身于这种权力竞争的场域之外——它是一位重新捧起原典的知识分子，为了与同时代青年分享而写下的读本。正因为没有承接或更新学院谱系的意图，这本书反而比此前任何一部近现代译注本，都更自由地取舍各家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起学术史的谱系，这本书更接近《论语》本来的性质，即讲学现场中师生之间往来交流的鲜活语言。

其方法论上的特色，可归纳为三点。第一是祛魅化。赵刚认为这正是本书最重要的成就所在——它不把"子曰"供奉为脱离语境的、独白式的神圣教诲，而是将其还原为历史语境中具体人物之间鲜活的对话。由此，孔子重新变得有血有肉：既令人敬重，偶尔也会发牢骚、急切地起誓。第二是门户意识的缺席。书中处处流露出对原始儒学与两宋道学各自隐微的评判，但大成并不将其树立为定本，而是着力引导读者自行思考、产生兴趣。在诸子百家与古今中西之间自由穿行，最终又回归对经典本身真挚的感佩，这种叙述方式正体现了这一点。第三是中西比较的视野。作者对先秦思想史、社会史、中国古典诗歌，乃至西方希腊哲学的半生浸润，极大地降低了青年读者接近古典的门槛。除此之外，还有第四个特点值得一提，那便是源自讲座这一诞生方式而留下的口语式生动感。这本书的文字中，仍留有录音棚里即兴讲述的语言节奏，也留有在偏远中学与学生们对视、反复打磨讲解的呼吸感。这样的文字，与其说是写给正襟危坐、逐字精读的读者，不如说是写给用耳朵聆听、用身体跟随的读者，因此这本书既是文字化的讲稿，也不妨读作一部表演性的文本。

当然，这样的方法也必然有得有失。赵刚指出，这本书固然凭借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立场，取得了明确的祛魅、祛圣人化效果，但这种祛魅的姿态是否也因此过度、反而限制了与天人、生死、性命等超越性维度相连接的想象力，值得自问。在方法层面，各种便于读者理解的设计固然收效显著，但是否也时常流于"嚼碎了喂给读者"式的过度体贴，同样值得追问。不过赵刚也补充道，这与其说是对作者的苛责，不如说是在承认这本书已经充分完成了自己设定的使命——让中国青年重新认识中国古典——这一前提之上，怀着爱意的一份反思。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始终对这一点深有同感。在训诂的精密、义理的深邃与对今日读者的体贴之间，不愿彻底放弃任何一方的这种姿态，或许正是《论语通读》这一书名，为自己设下的最沉重的课题。

▍致今日生活在韩国的读者们

《论语》成书距今已有两千四百年，如今重新翻译、重新阅读这部文本，其意义绝非仅仅是对古典的复原。今日韩国社会，现代人所面对的现实，是共同体纽带日渐松弛、信任根基不断动摇的时代。《论语》所提出的诸多问题——个人的修养与共同体的伦理如何结合，权力应建立在怎样的正当性之上，人际之间的信任依循怎样的原理得以持续——即便跨越时代，依然有效。孔子所说的"仁"，并非抽象的道德律令，而是在具体关系中实践出的、对他者的感受力；"礼"，也并非形式化的规范，而是维系共同体的最基本的相互尊重的语法。

正如陈建功在跋文中所言，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从不止步于"知者"，而始终保有"行者"的生动感。"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句古语，大成并非在课堂上，而是在生活现场亲身证明。他将讲座命名为"与我一起读论语"，但那个"我"却极为克制。比起把自己摆在前面，他更愿意让青年们坐在自己肩上，一同漫步于孔门的情理之间；他以戏剧和朗读，引导青年们自己编写脚本、亲自登台，用这样的方式证明——古典并非需要背诵的文本，而是要用身体去经历的体验。大成多次回忆起那些学生，曾经一提起古文就连连摆手说"太可怕了"，如今却能在舞台上熠熠生辉的瞬间。

正如《论语通读》没有用学院的语言，而是用与青年共读现场的语言来阐释仁与礼，这次的翻译，也是希望把《论语》从某一阵营的专属之物，重新交还为今日之人可以共同握在手中的、鲜活的思想资源。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这一点也颇具启示。朝鲜时代以来，韩国的《论语》读法长期固着于以朱熹《论语集注》为定本的性理学式解读，若念及于此，这本诞生于那唯一权威之外的著作，或许能为韩国读者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因此，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我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原则。大成的原文虽已用极为平实的民间语言写成，但我在转译为韩文时，仍尽力剔除其中可能残留的文言腔调或"中文腔"，尽量不直接照搬汉字，而是用完整的韩语加以转述。因为在今天的韩国青年之中，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用汉字书写或辨读，早已是寻常之事。即便如此，我仍想把这本书郑重地交到他们手中。因为在AI时代，人类所能倚仗的唯一武器，终究是"思考的力量"，即思考力，而培养这种思考力最古老、也最确凿的途径，正是阅读古典。机器越是能够替人给出答案，人类自己发问、自己判断的能力便越发珍贵。正如大成与那些不识汉字的偏远山区中学生们，用身体一起读懂了古典一样，这部译作，也是一次小小的尝试——希望这个时代对汉字感到陌生的韩国青年，能够毫无障碍地与孔子相对而坐。

在翻译过程中，我决定大胆删去原书中所附的《论语》原文。一来，这本书的读者未必能够顺利读懂《论语》原文；二来，即便读了，我也担心他们会因此陷入训诂考据的泥潭，反而疏忽了原话本身所蕴含的生活哲学与智慧。更重要的是，若要通读《论语》，不如像读小说一样一气呵成、不设阻碍地读下去，从中领会智慧的精髓，这样反而更有价值、更为实用。当然，读者若对译文的准确性心存疑虑，或认为存在更好的译本，那也无妨——市面上已出版的《论语》原本浩如烟海，不辞辛劳的读者，尽可自行寻来对照阅读。

无论纵观历史，还是横比全球，如今的韩国社会，都称得上是变化剧烈、动荡不安的典型。变化的速度令人几乎难以追赶，紧张、冲突与混乱也从未间断。政治不断掀起波澜，代际之间的语言日渐陌生，技术在人类尚未消化其意义之前，便已彻底改变了生活的条件。常言道，迷路之时，当回到原点。指南针越是摇摆不定，越应该重新确认自己出发的地方、坐标的原点。在这样的时刻，我相信，从跨越千古而来的原典中寻找方向，正是最为有效的方法。新的良方，未必总是只能从新事物中寻得。恰恰相反，当我们回到那些亘古不变的追问——人应当如何生活，共同体如何得以延续——此刻动摇着我们的种种问题的坐标，才会重新变得清晰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重新阅读古典，尤其是重新阅读《论语》，绝非单纯的教养积累，而更接近于一种实践性的行为——在剧变的时代洪流之中，不失去自我的中心。若想到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同样是礼崩乐坏、秩序重组的剧变时代，那么在那样的动荡之中，反复叩问人与共同体之根本的《论语》之语言，回响在今日韩国人耳畔，绝非陈旧之音。

归根结底，重新阅读《论语》，并不是向过去的权威俯首称臣，而是像跨越三十年岁月、断而复续的这段友谊一样，将那绵延不绝、若断若续的两千五百年来与孔子的对话，用今天的语言重新接续下去。愿这份译作，能为这场古老而又不断更新的对话，也为这个必须在剧变时代中重新磨砺思考之力的韩国读者们，架起一座小小的桥梁。

於人文书院图南

二〇二六年七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