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越用越离不开,思考却越来越少,我们该警惕了

文｜刘澜昌

据美国《福布斯》近日报道，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家庭、学校和办公室，一种新的使用习惯正在形成：人们不仅用AI写材料、查资料、处理工作，也开始向聊天机器人倾诉情绪、寻求陪伴，甚至把越来越多原本需要自己完成的思考交给AI。一项2026年针对超过2万名美国成年人的调查显示，约10%的受访者每天使用生成式AI，超过5%的人每天使用多次；与不使用AI的人相比，高频使用者出现抑郁、焦虑和易怒症状的比例更高。问题由此变得尖锐起来：当AI从提高效率的工具变成一种难以摆脱的日常习惯，我们距离“AI成瘾”究竟还有多远？

必须承认，频繁使用AI本身并不意味着成瘾。对于学生、研究人员、程序员和普通职场人而言，AI能够压缩信息检索时间，辅助写作、分析和学习，它已经成为生产力工具的一部分。真正需要警惕的，并不是一个人每天用了多少次AI，而是使用之后发生了什么变化：是否越来越无法离开它，是否开始把本应自己完成的判断交给它，是否因为与AI交流而减少真实的人际互动，甚至明知这种行为已经影响睡眠、工作和生活，却依旧无法停止。这恰恰是AI与过去一些数字产品不同的地方。

社交媒体依靠信息流、点赞、转发和社会比较吸引注意力，而聊天机器人提供的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互动。它会回应你，会记住你的偏好，会根据语气调整表达，不会因为你重复讲一件事情而表现出厌烦，也不会因为你脆弱、焦虑或者孤独而立即离开。对于缺少现实社交支持的人而言，这种体验确实具有吸引力。

但人际关系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它存在边界。真实的人会拒绝你，会质疑你，会指出你的错误，也可能让你失望。AI则天然倾向于保持对话的连续性和舒适感。如果一个人长期只在这样的环境中表达自己，他获得的未必是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反而可能逐渐失去面对复杂现实关系的耐心。

更值得关注的是情绪依赖。当一个人遇到压力首先想到的不是朋友、家人或者专业人士，而是打开聊天机器人；当失眠时找AI聊天，孤独时找AI陪伴，受到挫折时要求AI不断肯定自己，这意味着AI已经不再只是信息工具，而开始承担原本属于现实关系和心理支持系统的功能。

这种变化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很难被察觉。一个人每天使用AI几个小时，并不一定存在问题；另一个人每天只使用几十分钟，却可能已经形成强烈的情绪依赖。真正的分界线从来不是时间，而是控制能力，是功能是否受到损害，是一个人是否仍然能够主动决定“什么时候用、为什么用、什么时候停”。

还有一种更隐蔽的风险，是思考能力的外包。过去人们使用搜索引擎，需要自己筛选网页、比较观点、组织材料。现在面对一个复杂问题，只需输入一句话，就能得到结构完整、语言流畅的答案。效率当然提高了，但效率提高并不等于能力提高。如果每一次遇到问题都直接让AI完成分析，每一次写作都让AI先搭建框架，每一次选择都让AI提供结论，那么人脑中那些需要长期训练才能形成的能力——记忆、推理、质疑、判断和独立组织观点——就可能逐渐失去使用机会。

这就是所谓“认知吝啬”值得警惕的原因。工具本来应该帮助人减少机械劳动，把更多精力投入更高层次的思考；可如果连思考本身也被外包，所谓“认知减负”就可能变成“认知退化”。这与社交媒体让人注意力碎片化并不完全相同，它更像是一种能力结构上的变化：人依旧接触大量信息，却越来越习惯于直接接受经过加工的答案。

当然，对“AI成瘾”的讨论必须保持克制。目前AI成瘾尚未成为正式的临床诊断，相关研究也远没有形成统一结论。有研究团队明确提醒，不应因为人们高频使用新技术，就轻易把这种行为病理化。一个每天使用AI数小时的研究人员，与一个因为无法与AI聊天而无法正常生活的人，显然不能被简单归入同一类别。

这一区别十分重要。面对新技术，人类历史上并不缺少“道德恐慌”。电视、电子游戏、互联网、社交媒体都曾被指责会改变人的认知和社会关系。真正理性的态度不是拒绝技术，而是识别技术究竟改变了什么。

AI真正需要防范的，也许不是所谓“机器控制人类”这样宏大的想象，而是一些极其普通的变化：我们是不是越来越不愿意独立思考？是不是越来越习惯让机器替自己作决定？是不是把真实社交变得可有可无？是不是遇到情绪问题时，只想寻找一个永远顺着自己的对象？

如果答案开始趋向肯定，就意味着边界已经出现松动。因此，面对AI最重要的能力，可能不是学会更多提示词，而是保留“停止使用”的能力。工作可以交给AI辅助，但关键判断仍应由人完成；资料可以让AI整理，但重要结论必须经过核验；写作可以借助机器，但观点不能完全由机器提供；情绪可以向AI表达，却不能让AI取代真实的人际关系。

AI不会消失，也没有必要消失。真正需要被保护的，是人在使用技术之后依然能够保持独立、清醒和自主。技术越聪明，人就越需要知道哪些事情可以交给机器，哪些事情必须由自己承担。

未来真正值得担心的，从来不是人类拥有一个越来越聪明的工具，而是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已经不愿意在没有这个工具的情况下思考。因为工具最大的价值，是让人拥有更多能力；而当工具开始替人放弃能力，便利也就可能悄然变成另一种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