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奇案：年轻男子遭姐妹花轮奸致死，最后两人却无罪释放

民国二年，也就是1913年的秋天，江苏宝山县的一片棉花田里，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国的离奇命案。

十八九岁的布店学徒李甲横尸田埂，死因为脱精暴毙。

田间劳作的周氏姐妹被指强行与男子发生关系致其死亡，一审被判刑入狱。

可大律师曹汝霖仅凭一句话就成功翻案，两姐妹最终当庭释放。

那么，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曹汝霖究竟说了一句什么话，让姐妹花成功翻案的？

棉花田里的横祸，年轻学徒暴毙田间

事情发生在1913年秋的江苏宝山县，也就是今天上海宝山一带。

彼时正值棉花收获季，郊外的田野里白茫茫一片棉桃，附近的农户都忙着下地摘棉。

死者名叫李甲，年方十八九岁，是镇上一家布店的学徒。

事发当天傍晚，他跟掌柜告假，抄近路走田间小道往家赶。

路过周家姐妹的棉花田时，被正在劳作的周凤宝、周蓉宝两姐妹拦了下来。姐姐周凤宝二十四五岁，妹妹周蓉宝二十出头，两人在附近乡里名声不算好，素来以作风大胆闻名，常跟乡间闲汉来往嬉笑。

见到孤身路过的李甲，姐妹俩主动上前搭话，一边一个拦住了去路。李甲年轻面皮薄，被两人拉扯调戏得面红耳赤，半推半就之间，三人就在棉花田旁的空地上发生了关系。

谁也没想到，意外就在这时发生了。行事过程中，李甲突然身子一软，整个人瘫了下去，再也没了动静。姐妹俩一开始还以为他只是累了，推了好几下都没反应，伸手一探鼻息，人已经没气了。

两人瞬间慌了神，手足无措愣在原地。

刚好有巡逻的警士路过田间，发现了倒在地上的李甲和神色慌张的周氏姐妹，当场就把两人带回了警局。

消息很快传遍了周边村镇。

大家都议论纷纷，说好好一个年轻小伙子，居然死在了女人手里，实在是荒唐又丢人。

李家父母悲痛欲绝，一口咬定是姐妹俩强奸了自己儿子，要求官府严惩凶手，给儿子偿命。

一审依情理定罪，大律师挺身而出翻案

案子很快交到了宝山县知事手里。

这可难住了当地的官员：翻遍当时沿用的《大清新刑律》，强奸罪的条文里只写了“对妇女以强暴胁迫等手段奸淫者”，从头到尾默认施害者是男性、受害者是女性，根本没有女性强奸男性的相关规定。

可毕竟出了人命，民愤又大，不判实在说不过去。

县知事斟酌再三，最终比照奸非致死的条文，认定周氏姐妹主动勾引、强行拉扯，导致李甲身亡，以过失杀人罪判处两人有期徒刑三年。

判决一出，李家不服，觉得判得太轻；周氏姐妹也不服，觉得人是自己死的，凭什么要她们坐牢。

案子闹得沸沸扬扬，很快就传到了大律师曹汝霖的耳朵里。

曹汝霖是当时国内顶尖的法学家，受过完整的西方法律教育，向来主张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他看完案卷之后拍案而起，直言“此地竟无一人懂法”，当即决定免费为周氏姐妹辩护，上诉到江苏高等审判厅。

他的辩护思路直击要害，核心只有两点。

第一，法律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当时的刑律里，强奸罪的受害主体仅限妇女，男性被性侵根本没有对应的罪名。既然法律没有规定女性强奸男性是犯罪，就不能随便比照条文定罪，任意援引法条是司法大忌。

第二，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强迫。李甲是成年男子，体力远在两个女子之上，如果他真的坚决反抗，姐妹俩根本不可能得手。现场没有打斗痕迹，死者身上没有伤痕，说明全程是双方自愿，只能算通奸，而非强奸。通奸在当时虽有伤风化，但并不构成刑事犯罪。至于李甲的死亡，属于意外事件，不能因此追究两人的刑事责任。

简单来说就是，他的一句话“法无明文不为罪”。

这份辩诉状在当时的司法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江苏高等厅也拿不定主意，专门把案子上报给了当时的最高司法机关——京师大理院和总检察厅，请上级定夺。

很快，大理院的批复传了下来，短短七个字重逾千斤：法律无明文不为罪。

有了最高司法机关的定论，江苏高等厅随即撤销了一审判决，周氏姐妹被当庭无罪释放。一场轰动全国的奇案，就以这样的方式落下了帷幕。

是司法进步，还是法律盲区？

案子判完之后，民间争议足足持续了几十年。

直到今天，说起这桩奇案，依然是两边各有道理。

站在进步的角度看，这是中国近代司法史上第一次旗帜鲜明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在中国古代，判案向来是情理大于法理，只要民愤够大、后果够严重，哪怕法律没规定，也能找个罪名给人定罪。

而这桩案子明确了一个底线：法律没有写进条文的行为，哪怕再不符合道德，再让人愤愤不平，也不能随便定罪判刑。

这对从古代人治走向近代法治的中国来说，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司法实践。

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看，这个结果又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一条鲜活的人命没了，直接相关的两个人却不用承担任何刑事责任，怎么看都有失公平。

而争议的核心，恰恰暴露了那个时代法律的性别盲区。

当时的立法者默认，性侵只可能是男对女，男性永远是强势方，不可能成为受害者。这种刻板认知直接导致男性的性自主权完全不受法律保护，哪怕真的被强迫、被侵害，也找不到对应的法条维权。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认知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广泛存在。很多人提起女性性侵男性，第一反应还是调侃“男人不吃亏”“得了便宜还卖乖”。

和民国时期相比，大家的观念似乎并没有本质上的进步。

法律可以靠修订条文补上漏洞，可刻在观念里的偏见，却要花长得多的时间才能慢慢扭转。

写在最后

一桩百年前的奇案，放到今天看依然不过时。

它让我们看到了法治的进步——从随心所欲的情理判案，到严守条文的罪刑法定，这是司法文明的一大步。可它也让我们看到了观念的滞后——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关于男性受害者的轻视，穿越了百年时光，依然存在于很多人的认知里。

法律永远有滞后性，可人心的偏见，往往比法律的滞后更顽固。

我们当然要守住罪刑法定的底线，不能为了情绪突破法律的边界；可我们也该明白，保护受害者从来不该分性别。

无论是男是女，违背意愿的伤害就是伤害，都该被法律看见，被社会尊重。

那么，你觉得这桩案子的无罪判决合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