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强国」杨雪冬等： “回到生活”——城市社区“组织悬浮”的逻辑与破解

杨雪冬等： “回到生活”——城市社区“组织悬浮”的逻辑与破解

教育强国

摘要：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承载着实现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希望。然而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普遍存在着“组织悬浮”的状况，社区组织与居民的失联成为基层社会难以再组织化的结构性梗阻。研究认为，城市基层社会实现再组织化的关键是“找回生活”，即回到生活情境中重塑社区组织与居民的联结，以日常生活中具象的联络加深制度设计中抽象的关联，达成结构性互动的目标。社区组织与居民在生活中的联络需要空间上的共同在场、交往上的熟人联系及服务上的需求适配。这种生活化的联结逻辑需要以社区工作者为核心力量，以解决实际矛盾为契机，逐渐塑造与居民的联结，同时争取稳定的社会资源来保障联结的长期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社会治理体系的起点。基层不仅是国家行政组织体系中的最低层级，更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所处的共同空间。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不仅强调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结构上的支撑作用，更强调其具有抚慰个人情感、凝聚社会认同的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单位制统辖范围的缩小，城市基层社会陷入“去组织化”状态。社区的定位和作用被确认下来，社区建设承载着将日益个人化、自主化和高流动化的城市生活“再组织化”的希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区再组织化的任务完成了吗？在各地实践中，尽管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得到公认，但并没有如理论设想、制度预想那样，发挥应有的作用。在社区这一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场景中，“党员干部干，居民群众看”的“组织悬浮”现象反复持续出现，被理论界和实务界诟病，折射出的其实是社区组织与居民群众联系薄弱的问题。社区组织如何联结居民，既是当下社区治理在实践中需要探索的问题，也是社区治理研究中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一、城市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与“组织悬浮”分析路径

（一）重塑城市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基层社区是创新活跃的领域，形成了不同的实践做法和创新模式。这些做法可以归纳为三种路径。

第一种是培育和激活城市社区场域的主体。在实质上就是如何将随着改革开放而日益多元化的基层社会有效地组织起来。实现基层社会有效组织的方式有：（1）推进民主选举。这种观点认为选举是表达多元利益的有效方式，通过选举既可以选出利益的代表者，也可以定期更换不合格的代表者。农村村委会和城市居委会是基层民主的主要平台。除了居委会选举，许多地方的小区还举行业主委员会选举。（2）扩大公共参与。这种观点认为多元化的利益需要多样的参与和表达渠道，应该发挥现有的制度化渠道作用，并且构建新的渠道来满足不断提升的参与需求。而通过参与还可以培养公民意识，提升政治信任、政治认同。（3）加强党建引领。这种观点认为基层社会离不开党的领导，尤其在基层社会无法自我组织，或者缺乏组织的情况下，党的领导会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党的领导，可以培养和凝聚基层社会治理所需要的人才，把握基层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并将基层社会治理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有机统一。（4）发展社会组织。这种观点认为人是组织化生存的，社会组织可以满足居民的多样化参与需要，分担政府职能，并培养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随着国家财政压力的增大、居民需求的多样化，社会组织成为实现共建共治、精准化治理的重要途径。（5）培养基层社会“精英”。这种观点认为基层社会治理中很容易出现“搭便车”和“等待观望”现象，应该发现和培养基层社会“精英”，发挥其带头、示范作用。

第二种是重塑城市社区治理的结构。基层社会治理是多元参与的，为了在参与过程中实现有序有效，就必须对现有的基层管理体制进行结构调整。（1）网格化。网格化一词最早来源于信息处理。将网格化理念运用于社会治理之中，是一种利用技术手段将属地管理与对人管理结合在一起的创新理念。通过将管辖区域划分为单元格，对管理对象进行精准定位，以提高管理的回应性和精准性。（2）设立专门机构。通过设立专门机构来落实具体的职能是改革的通行做法。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发挥党的群众工作优势，设立“群众工作部”等机构来统领社会建设工作；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拓展现有机构，如政法委、民政部门等涉及社会治理部门的职能，使社会治理的责任到位。（3）调整行政区划。一些地方的行政区划存在着尺度不经济、边界模糊等问题，制约了公共服务的提供效益和跨边界问题的解决。因此，一些学者提出要根据公共服务的有效性调整行政区划，推动跨行政边界的协调合作。

第三种是完善城市社区的治理功能。社区建设归根结底是要更好地发挥社区的治理功能。（1）加强公共服务。一些学者认为社会治理改革要从重管理向重服务转变，从重控制向重疏解转变。服务优先于管理，服务也是管理。要通过改进公共服务，为社会问题和矛盾的解决创造有利的环境，改变强力控制、运动式治理。（2）培养社区认同。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良好的社区治理必然是有温度的治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大量习惯分散居住、独立居住的人口向集中居住的城市社区聚集，从熟人社区来到陌生人社区。因此要从消除陌生感、建立人际交往关系入手，推动陌生人社区的“熟人化”。构建便于社区居民交往的公共空间（如广场、花园、网络虚拟社区等），组织社区居民参与有兴趣的公共活动，解决社区居民能参与的公共问题等，都是消除陌生感、增强社区凝聚力的方法途径。

（二）“组织悬浮”的产生

“悬浮”本身是一个物理学概念，周飞舟最早将其引入治理研究，他认为税费改革出现了意外的结果，即乡镇政府和农民脱离其旧有的联系，变成了表面看上去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一级政府组织，悬浮型政权的特征越来越凸显。社区中的“组织悬浮”与此具有相似的成因，即社区组织虽然承担了原先单位组织整合社会的任务，但没有获得（也不能获得）与单位体制相似的资源分配权力，故而与居民脱离旧有联系。同时，既有研究认为造成这种“悬浮”的原因，是法律性质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在实践中被赋予了过多行政功能，行政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关直接安排居民委员会成员、干预居民委员会选举、随意撤换调动居民委员会成员的现象十分普遍，即使是依法进行选举的地方，居民委员会候选人的资格条件、选举的方式、人员来源渠道等基本上都由党委组织部门或政府确定，党委和政府对居民委员会选举的领导、指导变成了主导，在一些地方居民委员会的选举基本流于形式。”

需要明确的是，本文中的“社区组织”主要指由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构成的社区“两委”，这些组织在社区建设中肩负领导责任，带有一定的官方色彩。“组织悬浮”是指社区组织与居民群众脱离应有的联系，内嵌于基层治理结构而脱离于居民的现象。这不仅是当前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化困境的集中体现，更是基层社会从“非组织”走向“再组织”必须解决的问题。

原本由社区居民民主选举产生的社区居委会，应当在自下而上搭建的过程中自然地获得与居民的联结，或者说社区中的精英骨干只有先与居民形成有效联结，才能赢得民主选举，进而组建居委会。但现实中作为政府延伸机构、肩负基层政权建设任务越来越突出的社区组织与居民之间的关联薄弱，虽然内嵌于社区治理结构中，但却“悬浮”于居民群众之上。社区组织原本被期望成为社区治理中的主导性主体，其与居民的脱离会对社区治理的优化造成严重影响，如自治组织动员能力减弱、社区出现治理空白、自治组织化解社会矛盾不力等。社区居民政治参与不足、社区活力不够等治理困境也与社区脱离居民、居民没有被有效组织起来有关。

（三）“组织悬浮”的分析路径

围绕“组织悬浮”的产生及其解决方法，学界从学理角度归纳出三种分析路径：把政党带回来、把组织带回来、把居民带回来。

第一，在社区治理中“把政党带回来”，形成了近年来受到广泛欢迎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路径，其基本逻辑是凭借政党的政治引领功能，铸造社区治理的全新架构。吴晓林将城市社区党建的特征归纳为“党建社会”，认为这是一种以组织化应对非组织化的主体补位逻辑，可以在社区治理主体缺位的背景下维持社区秩序。同时以党建为引领撬动居民参与，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建构目标。但也有学者认为党建引领同样存在“悬浮化”的困境，党建引领的社会整合、资源融合、力量动员等难以转化为治理效能。

第二，在社区治理中“把组织带回来”，是通过调整、增设等形式实现社区组织自身的改造。这类研究凝聚了大量有关社区治理的研究案例。例如，李行等基于对杭州市社区治理经验的分析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提供新的自组织平台激活已有的社会资源、重构社会资本，同时对已有的自组织进行结构整合或功能拓展以获取组织的综合性收益。也有学者提倡引入新组织来应对旧组织失灵并重构治理框架，如由更多民间组织承担社区事务。通过中介组织实现社区与居民的联系，即社区通过吸纳各类社区群众活动团队，起到在社区组织与居民之间搭建桥梁的作用。但这种方式形成的联结本质上是间接性的，容易陷入活跃的居民更加活跃、沉默的居民更加沉默这种悖论。

第三，在社区治理中“把居民带回来”，则以基层治理中的个体为关注重点，形成了“找回群众”“找回居民”的价值呼唤与路径。这类研究认为基层社会组织化困境的突出特征是居民缺席，社区治理既要关注组织，更要关注居民。从理论上讲，中国基层治理的优势应当在于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所以解决基层治理缺乏群众性的核心就是找回群众，把群众路线带回分析中心。从实践上讲，居民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关键行动者，居民的缺位使基层治理找不准需求和问题，处于一种低水平打转的境地，所以城市基层治理的转型和创新需要重新找回居民。既有研究在价值维度上确认了“找回居民”的必要性，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回居民。许宝君提出首先要理顺政府和社区的权责边界，为居委会做好群众工作提供空间和时间，在理顺社区与居民的关系时要确保居民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唐亚林等则认为需要改变基层治理结构，使居民得以进入并发挥作用，具体方法是实践案例中呈现的专家学者深度介入。

整体来看，既有研究从政党、组织与个体等视角讨论了基层社会实现再组织化的问题，但对重塑社区组织与居民的联结这一命题关注不够。这种研究取向弱化了基层治理中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互动机制，未能对社区作为居民生活空间的本质给予足够重视。本文认为，城市基层社会实现再组织化的困境在于社区“组织悬浮”，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是回到生活情境中重塑社区组织与居民的联结。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组织悬浮”困境，暴露出基层治理工具化与居民需求生活化之间的脱节。既有研究强调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作为居民日常居住环境这一本质属性。当研究与实践关注治理工具论时，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被悬置，导致社区治理陷入“有组织无联结”的困境。重思社区研究的本体论基础，需要回到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在“找回生活”中，重构社区组织的“在地化”逻辑。

二、回到生活：从社区组织与居民的日常联络入手

与单位制时期个人与组织的依附性联系不同，当前社区组织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力较弱。居民在社区之外拥有更多社会资本，与社区组织并无制度上的紧密关联。在这种情况下重塑“组织—个人”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回到“社区”是一个怎样的场景。费孝通将社区理解为“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即社区就是人们生活的具体的地域。社区中的环境、秩序、活动及利益关系，本质上都是与人们的生活相关的公共事务。赵汀阳曾提出：“一个好社会必须从根本上为生活着想而不是为社会体制着想。”李友梅等提出了一个“制度—生活”的分析框架，认为“生活”是高度弥散的和地方性的，既涵括传统又包容现代公民权意识；既包括最为日常化的生活方式又指涉组织化的社会空间。肖瑛也认同以“制度与生活”作为“国家与社会”的替代性分析路径，认为其中的“生活”就是指社会人的日常活动。这些研究证明了“生活”作为一种分析视角的可行性，对本文建立理论框架具有价值，即在社区这一人们生活的场景中发生的组织失灵，需要回到真实的生活情境中用生活的逻辑来解决。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对“生活性”的强调并不是对“政治性”的否认，而是对更本质问题的回归。“党建引领”路径更多提供的是动力源，解决的是社区组织开展活动的积极性和制度性问题，通过党的组织化建设、制度体系、对党员权利义务的规定来带动社区组织的规范化运转。但无论如何强调党建的主体性，它所展开的各类行动都无法回避生活，“引领”之后需要面对的依然是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在社区这个生活情境中塑造组织与居民的联结，实质上是跨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传统边界，以日常交往中具象的联络加深制度设计中抽象的关联，达成结构性互动的目标。社区组织与居民的日常联络包括以下三个要素。

一是空间化的共同在场。吉登斯认为“不同社区或社会成员之间的任何接触，无论范围多么广泛，都涉及了共同在场的情景”，并将社会整合界定为“共同在场情境下的系统性”。社区联络中的共同在场是指人们在同一个空间中，这也是所有交往中最重要的形式。虽然随着技术发展，不同主体可以借助媒介突破空间限制达到共同参与，但空间化的共同在场依然重要。柯林斯认为“亲身在场使人们更容易察觉他人的信号和身体表现；进而进入相同的节奏，捕捉他人的姿态和情感；能够发出信号，确认共同的关注焦点”。社区的公共活动场所是组织与居民实现空间化在场的物质基础。

二是熟人式的联络交往。与非人格化的管理不同，社会交往需要以人为主体。熟人化是社区共同体中最为关键的因素，“足够频繁的社会交往才能催生社区认同和邻里信任互助”。社区组织在联结居民的过程中形成熟人式的交往，意味着在社区组织和居民之间建构起以人情、“面子”、互惠等为基础的社交网络。“送温暖”就是社区中一项常见的活动，组织通过送礼这种人情化的形式，获得群众的感激之情，并倾听他们的批评和不满。组织与居民在送温暖的过程中加强彼此互动，“许多村的驻村干部表示，自从他们入户送温暖之后，村民对他们的态度明显改善”，为进一步的联络奠定基础。如此，社区组织与居民的人格化交往在实践中呈现为组织中的个体与居民的人际互动，即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与居民打交道，基于社区的日常工作，与居民之间逐渐形成一对一、一对多的熟人交往，借助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往形成组织与居民之间的互动。

三是普适化的社区服务。公共服务社区化是现代政权参与社会治理的新形式，国家权力通过社区服务向社会延伸，社会力量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拓展。过去，社区服务常常以福利保障为主，这类服务只能针对社区中特定的群体，如需要帮扶的弱势群体。更广泛的社区服务还包括生活化的便民利民服务，如家居生活服务、环境综合治理、医疗卫生服务和生活服务等。这些服务面向全体社区居民，通过服务过程形成社区联络。近年来受到关注的“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就是基于居民的生活逻辑来提供广泛、普适的社区服务。社区组织提供生活化的服务可以扩大组织对居民的实际影响，居民也可以在共同享受服务的过程中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综合上述讨论，社区组织联结居民的方式可以归纳为空间的共同在场、交往的熟人联络及普适化的生活服务。本文将基于这一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分析实践中的“社区组织—社区居民”联结机制。

本文在案例典型性与资料可获得性的基础上，选取了T市D区的异质社区进行多案例研究。第一，D区是T市唯一实现全域城市化的涉农区，在2015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社区建设是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必然面临的问题。第二，当前城市中存在多种社区类型，不同类型的社区呈现显著的异质性特征。选取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多案例分析可以实现“量”的“非简单重复”，更好地解释和验证理论框架。第三，D区在转型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差异化的社区，既有村民上楼变居民的回迁社区，也有城市化建设中形成的商品房社区。本文在其中选取了回迁显著社区A、民族团结共建社区B及商品房社区C作为分析对象。同属一个行政区使这些社区拥有相似的政策环境，但不同社区的条件、资源不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观察对象。资料来源为笔者2023年6月至9月对相关社区的实地调研，具体包括：一是对社区组织干部、物业工作人员和居民的访谈及在调研中的观察；二是基层政府和社区的文件材料；三是公开报道中对相关社区的介绍。

三、以生活联结社区：异质社区治理的探索

调研发现，尽管社区类型存在显著差异，但社区工作者普遍面临着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社区组织与居民的互动关系断裂。在化解这一治理困境的过程中，异质性使不同社区在具体行动上存在差异，而目标一致性决定了这些看似差异的行动在逻辑上具有共同性，即不同社区呈现趋同的治理路径：通过日常生活实践重建与居民的联结。

（一）空间：共同在场驱动关系重构

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本质上是一场重构社会关系的空间实践，其核心在于通过空间载体激活社区内的社会资本。由社区组织牵头打造的公共空间，不仅是居民交往的物理场所，也是组织与居民联系的“基础设施”。社区组织通过空间生产重构与居民联结的实践，本质上是一场以物质空间为媒介的社会关系再造工程。这种空间生产必须以居民日常生活需求为基础。只有满足需求，社区空间生产才能超越简单的环境美化，成为触发组织与居民持续交往的“社会界面”。在此过程中，社区组织不再是“悬浮”的行政末端，而是嵌入日常生活的资源协调者；居民也不再是被动的治理对象，而是共享空间的能动主体。

A社区是6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回迁安置社区。由于居民对城市社区生活的适应度不高，对物业管理服务的认可度较低，造成了物业费收缴率偏低问题、小区电梯停运及梯控问题、二次供水停水问题、环境卫生问题、小区停车管理及公共设施维修问题等一系列矛盾。基于这些居民需求，A社区打造了“约吧”空间，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的一个房间作为社区组织与居民“约会”的固定场所，居民可以在这里与工作人员面对面沟通。在这一空间场景中，社区组织与居民实现了“零距离”接触。不仅居民的日常诉求有了畅通的反映渠道，社区组织与居民也在共同商议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联结。“约吧”也是居民与政府职能部门的沟通渠道，由社区组织协调，根据社区治理中遇到的问题，将职能部门请至“约吧”与居民面对面沟通。在社区组织与居民的共同努力下，“约吧”成为治理社区问题的具体实践地。社区组织借助“约吧”空间，证明了其具有为居民提供帮助、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密切了与居民之间的联系。

B社区是D区规模最大的民族团结共建社区，多民族社区内各民族居民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背景等方面差异明显。B社区在成立初期有较多矛盾，如因饮食文化不同而引发纠纷等。基于多民族聚居的现实，B社区邀请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干部、新就业群体等在社区共同打造民族服务站，挂牌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协调解决各民族居民间的问题。民族服务站的创设，本质上是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实现民族文化资本向治理效能的转化。这一空间构建起跨民族交往的柔性界面。

C社区是商品房社区，居民普遍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对社区的期望度和依赖度都不高。在高社会资本与低社区依赖的结构中，C社区创设了“书记驿站”，社区党组织书记每日坐班制形成“权威在场”，将科层制末端的行政身份转化为一种“治理技艺”。驿站被改造为居民议事、邻里会客、便民服务、人才聚集等多功能载体的复合空间，在物理层面重构了“社会界面”：驿站既容纳正式协商，也激活非正式互动。这种空间功能模糊了行政服务与生活服务的边界，将原子化个体逐渐编织进由空间纽带联结的关系网络。

（二）交往：文化资本塑造熟人联系

通过文化资本塑造熟人联系，关键在于借助文化符号激发社区成员的情感连接。社区组织可以通过主导文化治理，将文化场域塑造为组织与居民互信关系的“社会连接网络”。有效的文化氛围必须立足群体共享的价值认知，只有当文化实践触达集体情感记忆时，才能突破形式化活动的局限，转化为维系组织与居民长效互动的“价值中枢”。在此转型过程中，社区组织实现了从政策执行工具向集体记忆培育者的角色升级，居民也完成了从孤立个体到文化共同体建设者的身份转变。

民族团结共建社区与回迁安置社区的双重属性，决定了B社区的半熟人社会带有民族宗教因素。在此基础上，B社区探索出了结合宗教文化与居民形成频繁的人际互动，进而形成熟人式交往的联结路径。一方面，吸纳社区精英，依托精英带动居民共同参与社区生活。将信教群众中的骨干力量吸纳进社区治理，如聘请阿訇作为民族调解员，帮助社区协调各民族居民之间的问题，借助其在信教群众中的影响力与居民形成有效沟通与联系。组建具有民族融合性质的社区志愿者队伍，招募包含少数民族居民在内的居民志愿者担任“小巷管家”，以“小巷管家”为中心扩大志愿者招募范围，带动更多热心社区事务的居民加入兼职网格员队伍。充分发挥“小巷管家”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鼓励热心居民在生活中增进与邻居的联系，辐射更多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另一方面，加强社区工作者与居民的直接交往。针对回汉聚居的特点举办文艺演出、美食节等各类活动。邀请回族居民代表讲解独具特色的民族风俗习惯。不仅服务少数民族居民千余人次，增强了汉族居民对回族居民的了解，社区工作者也在举办活动的过程中与更多居民结识。

（三）服务：需求适配催化信任联结

在“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总体性社会”向“流动性社会”转变中，产生了大量对社区服务的需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社区服务的广泛性使其成为提高居民获得感、满足社区福利需求的重要途径，“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抓手是为城乡居民提供全面服务管理，从而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老百姓能够有一个安心的预期”。通过提供服务来塑造社区组织与居民的联结，需要增强社区服务的普适性，让更多居民享受到社区服务。

A社区基于对居民诉求的调查，采取了提供有针对性社区服务的方式。社区工作者发现虽然回迁安置社区解决了原先村民的居住问题，但没有完全解决经济来源的问题，社区居民存在就业难的现实情况。同时社区内的青少年有课外辅导等教育需求。提供就业帮扶与教育服务成为社区组织的工作重点。而居民原子化程度更高的C社区则采取了提供更广泛服务的方式：在党群服务中心引进社区食堂、社区超市，完善了周边居民“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尤其是社区食堂的引进，改变了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增加了居民在社区中见面的机会，促进了邻里沟通。同时，根据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社区还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物业公司、口腔诊所、银行、幼儿园、理发店等共建单位及社区文化团体，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普适化社区服务使社区组织逐步积累居民的好感，社区工作者与居民在服务生产与参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社区信任。

四、重塑社区与居民联结的生活逻辑

本文将异质社区的探索归纳为空间生产、熟人交往和普适化服务中的联结路径。案例研究证明，社区组织在生活情境中塑造与居民的联结是可行的。实践中，差异化的社区行动也指向共同的逻辑：社区工作者作为核心力量，在解决实际矛盾中逐渐塑造与居民的联结，同时需要争取稳定的社会资源来保障联结的长期性。

（一）社区工作者是塑造联结的核心力量

研究发现，达成良好联结效果的三个社区都拥有具备长期工作经验的社区“两委”工作人员。A、B、C社区的社区党组织（副）书记分别具有16年、8年、17年的社区工作经验。A社区党组织书记基于问题导向，建立跨部门资源整合与协同响应机制，推进社区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整治及环境卫生治理等民生项目，在首年任期内将社区物业管理费收缴率提升至93%。B社区党组织副书记通过实施常态化社区巡查与入户走访机制，结合社会保障制度执行、养老资源配置协调及医疗救助资金筹措等民生服务实践，构建了多维度的社区治理网络，并在辖区居民、商户群体中建立了广泛的社区认知度与身份辨识度。C社区党组织书记在社区刚刚建成时就加入筹备组，从零开始参与社区组织化建设，并在这一过程中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例如，建立“开发商—物业—业主”三方利益协同平台，通过建设地下车库、车位租金降低25%、小区周边建设停车场等措施，缓解小区的停车压力。社区工作者作为社区治理中的关键能动者，是否能在日常工作中与居民形成有效的人际关联，是影响组织联结居民的关键。

（二）解决矛盾是塑造联结的有效契机

有学者在观察“居站分设”时发现，一些行政性事务往往是居委会成员与社区居民沟通的载体，当居委会失去一部分行政和服务资源的分配权力时，与居民的关联也在减少。这说明社区组织与居民的联系并不是建立在空洞的规则中，而是生长于因实际事务而形成的接触中。居民在社区生活中发现的问题、形成的矛盾，恰恰是社区组织与居民形成联结的重要纽带。共商解决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为社区内部“组织起来”创造条件。塑造社区组织与居民之间的联结，需要社区组织在居民中具有影响力，居民认可向社区组织寻求帮助是有作用的。这种影响力的塑造就需要社区组织证明自身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社区治理中的矛盾并不都是坏事，A社区的物业费缴纳难、B社区的居民矛盾、C社区的停车难等问题，都曾是社区工作者面临的棘手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力增强了社区组织在居民中的影响力，可以说正是这些问题为创造更紧密的联结提供了契机。许多研究都曾指出，利益一致性为社区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可能。在社区治理中，社区组织与居民的利益关切并不是相悖的。社区组织需要居民的认可，居民需要社区以组织的力量解决问题。生活中的一些矛盾、“琐事”最有可能为社区带来共同纽带，为双方联结起来创造条件。

（三）资源稳定是维系联结的基础保障

由于行政权力、资源获取能力有限，社区组织往往需要主动联系、吸纳各类社会资源以保证治理的长期性、与居民联系的稳定性。A社区组织通过争取用人企业、职能部门、社会组织等相关方支持的方式，将适合居民就业的企业招聘会开进社区，在社区中开展就业培训活动，带领居民进企业、看工作、选岗位，许多居民在这一过程中成功与企业签约。C社区凭借商品房社区中居民本身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的优势，积极动员其加入社区治理，将居民自身资源与社区服务的需求衔接起来。各类资源的聚集联动，让社区面向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更为多元、更加稳定、更可持续，有力保障了社区服务的稳定供给。

五、总结与讨论

社区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基层“新场域”，也是群众工作的前沿阵地。虽然社区组织不属于国家政府机构，但在实际工作中，社区组织早已不只是居民自治组织，更是承接政府职能的基层组织，承担众多行政功能。特别是近年来党组织对基层工作的领导得到强化，使其肩负的基层政权建设任务越来越突出。“一肩挑”制度的确立，使社区的党组织书记与社区居委会主任由同一人担任，基层党组织与社区居委会融合形成社区“两委”。加上国内社会组织发展仍然不充分的现状，第三方组织无法承担起庞大的社区治理需求，所以大部分社区依然需要依靠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作为领导力量，主导社区治理。近年来呼声极高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目的在于以政治优势实现秩序整合。政治优势需要通过组织优势来体现，发挥组织力量在基层环境中调整、形塑国家权力与社会成员的关系，将作为个体的、差异化的人民整合到总体化的秩序当中。

在社区制度已经普遍建成的当下，需重点关注在社区组织与居民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结。张静提出在讨论社会建设时，不应仅局限于建立何种管理组织，更应关注组织机能如何再造的问题：“辨别清楚‘组织建立’和其‘实际功能’的差别，就能明白，仅仅加强组织建设、但缺乏实际机能的治理效果为何事与愿违。”在联系居民“最后一公里”的社区场景中，社区组织的实际功能应当是更紧密的关联居民，以广泛的社区关联实现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目标。面对基层“组织悬浮”的客观现实，只有重塑社区组织与原子化个体的联结，与居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才能充分发挥基层组织效能，夯实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实践案例证明，不同类型社区中组织与居民的联结呈现不同特点。无论是具有熟人社会基础的回迁安置社区、民族团结共建社区，还是陌生化程度较高的商品房社区，都需要遵循生活化的逻辑。联结的塑造需要社区组织积极承担责任，根据自身条件、资源和突出问题开展各有侧重的行动。在社区这样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组织需要采用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来实现目的。经过空间化共同在场、熟人式交往、普适化服务等多种方式形成的社区组织与居民联结，不仅可以使居民的现实需求得到更好回应，而且社区组织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赢得居民信任，使作为“政府代言人”和“居民代言人”双重身份的社区“两委”，既能够成为接收国家权力的社会力量，又可以组织和协调社区场景中的多元治理主体，提升公共精神的建构性功能。

必须承认，国内社区建设本身不具有自发性，而是单位制改革、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的产物，社区力量、公共精神等都需要人为培育。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自发社会力量的形成需要生长的过程，在生活情境中增进社区组织与居民的联系有助于实现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对促进居民形成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起到积极作用。实践中，社区组织在生活情景中建立起与居民的有效联结，集动员、参与、协商等治理因素于互动过程中，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的互动中搭建多重交织的社会网络。社区居民在共同参加各类文艺活动、志愿服务、享受社区便民服务、共商社区事务的过程中，增加了与其他居民的接触机会，在共同集体经历中培养社区记忆和情感，促进居民之间的情感交流，最终增进社会信任，增强了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助于塑造社区信任，实现个人与社区的信任联结，最终达到社区善治的效果，促进社会力量的生长。近年来，党和国家多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将公共资源分配向基层倾斜，为基层赋能。“党组织、政府部门都向基层输入资源，向社区提供公共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党和政府对基层的建设都在促进传统的强制性权力向基础性国家能力转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组织更加应当积极运用公共资源配置与居民建构起深层次联结，以应对社会治理转型的深层挑战。

【作者： 杨雪冬、路旖帆。其中 杨雪冬系长安街读书会成员、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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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邱诗懿 ；初审： 许雪靖 ；复审：李雨凡、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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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习、养才、报国。现有千余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全国党代表、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新时代坚持“用读书讲政治”，积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专注读书学习的特色理论阵地和为党献策的高端智库平台。

自2015年长安街读书会微信公众号开通至今，始终坚持“传承红色基因，用读书讲政治”的宗旨，关注粉丝覆盖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特区。累计阅读量近亿次，其中朋友圈转发量千余万次，参与互动人数近千万人。平台内容质量高，针对性强，受关注度良好。在中央相关宣传网信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相继入驻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新京报、重庆日报、央视频、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凤凰新闻客户端。经报送遴选评荐，《求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纪检监察》《党建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中共党史研究》 《当代中国史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解放军理论学习》《当代世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国财政》 《中国民政》《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金融》《中国出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中国编辑》《中国审判》《中国科技论坛》《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中国民族教育》《中国社会保障》《市场监督管理》《农村工作通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数字法治》《外交评论》《金融评论》《社会保障评论》《旅游评论》《中国乡村振兴》《百年潮》《新阅读》《国际贸易》《环境保护》《城乡建设》《国际经济合作》《知识产权》《新型工业化》《清华管理评论》《文化软实力研究》《审计观察》《国资报告》等百余种中央级核心期刊已正式入选长安街读书会干部学习核心来源期刊。此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长安街读书会主编《学思平治——名家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学思平治——名家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理论读物，形成了系列化的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体系。该平台累计固定读者超百万，影响辐射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大中院校等受众数亿人次。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现正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各省市县（区）等所属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单位联合开展党建主题阅读学习活动。近日，经相关部门批准，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证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青团中央等定点帮扶地区的有关单位，已正式加入“长安街读书会”党建阅读合作机制，并将联合承办“长安街读书会”系列读书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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