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游戏法律师周贵长：一枚游戏币的六副法律面孔——当虚拟财产同时走进刑庭、民庭和继承法庭

202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正式新增"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纠纷"一级案由，在新增加的第二级案由“十七、数据纠纷”项下增加“数据权属纠纷”“数据合同纠纷”“侵害数据权益纠纷”第三级案由，在新增加的第二级案由“十八、网络虚拟财产纠纷”项下增加“网络虚拟财产权属纠纷”“网络虚拟财产合同纠纷”第三级案由。

这一立法动作的背后，是一个正在被司法实践反复验证的事实：游戏虚拟币、游戏道具、游戏账号这些曾经只存在于服务器中的数字记录，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侵入"几乎所有传统法律领域。同一个"元宝"、同一枚"游戏币"、同一套"充值点券"，在不同的法庭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法律面孔。

面孔一：当游戏币走进刑庭，它是"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2026年3月，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一起针对网络游戏玩家的盗骗案件。被告人蒋某某从2024年起定制仿冒某知名网游官方网站的"钓鱼网站"，搭建虚假客服系统，在游戏内私聊窗口和语音频道大量散布"充值送元宝""限时兑换礼包"等虚假信息。玩家一旦在虚假网页输入账号密码，蒋某某便窃取登录凭证，待玩家离线后登录账号，将全部"元宝"转移至自己控制的"小号"，再通过"游戏商人"变卖套现。此外，他还以"高额充值返利"为由诱骗多名玩家直接转账。法院最终以盗窃罪、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蒋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

这起案件的定罪逻辑很明确："元宝"是玩家用人民币充值兑换的虚拟货币，具备与现实货币对应的财产价值，秘密窃取"元宝"就是盗窃罪中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

但并非所有涉及游戏币的犯罪都走盗窃罪的路径。同样是对游戏币下手，另一种行为被法院认定为完全不同的罪名。

面孔二：当游戏币走进计算机犯罪法庭，它是"非法获取的数据"

2025年，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玩家周某发现某款网络游戏存在系统漏洞，通过创设多个账号、发布任务自行领取等方式触发系统错误判断，重复完成任务并非法获取游戏虚拟币，再通过网络交易平台分批出售，涉案金额达119万余元。法院认定周某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八万元。

无独有偶。三门峡湖滨区法院审理的郑某案中，被告人利用抓包软件截获充值成功指令并重复发送，为自己账号刷取91万余枚"元宝"后低价转卖获利8850元，同样被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

同样是"拿走"游戏币，为什么钓鱼盗号定盗窃罪，利用漏洞刷币却定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关键区别在于行为方式。盗窃罪的行为结构是"打破他人占有、建立自己占有"。例如钓鱼盗号案件中，被告人是将玩家已经合法持有的"元宝"秘密转移至自己账号，侵害的是玩家的财产占有权。而利用漏洞刷币的行为，游戏币并非从某个特定玩家账号中"偷来"的，而是通过技术手段让系统"凭空生成"了本不应存在的数据，侵害的核心法益是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数据安全管理秩序，而非特定主体的财产占有权。

这两条罪名路径的分野，对游戏企业的维权策略有直接影响。如果是玩家被钓鱼盗号，企业可以引导玩家以盗窃罪报案，由公安机关刑事追赃；如果是系统漏洞被利用刷币，企业则应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报案，同时注意保全系统日志、漏洞分析报告、异常数据生成记录等技术证据。不同罪名对应不同的证据体系，选错路径可能导致报案材料与侦查方向错位。

面孔三：当游戏账号走进继承法庭，它是"可继承的遗产"

2026年8月，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通报了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案件。游戏玩家古某因病去世，生前在某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游戏账号。其母亲陈某作为法定继承人，要求游戏公司配合将账号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游戏公司以《用户协议》约定"账号及虚拟物品所有权归公司所有"为由拒绝。

法院最终判决支持了陈某的诉讼请求。判决理由层层递进：第一，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游戏币等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范畴；第二，用户对账号享有使用权，该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虽附随实名认证产生一定人身关联，但并非专属于死者本人、具有人身依附性且不可转移的权利；第三，《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法律未禁止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第四，用户协议仅约定所有权归属运营商，并未排除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

这起案件的裁判逻辑打破了游戏行业长期以来的一个惯性认知，"账号所有权归公司，用户只有使用权，所以账号不能继承"。法院的态度很明确：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归属约定，不能成为排除法定继承权的理由。继承人继承的是使用权所附着的财产利益，而非挑战运营商的所有权，两者并行不悖。

更早之前，已有法院审理过游戏装备继承纠纷。在一起案件中，玩家陆某去世后留下某网络游戏顶级装备"金刀"，有玩家愿出资5万元购买，法院认定该装备具有财产属性，可以被合法继承人继承。甚至有年轻人在中华遗嘱库立下遗嘱，将游戏账号列为遗产分配对象。

面孔四：当游戏币走进消费者权益法庭，它是"应当退还的预付款"

2025年，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游戏停服引发的虚拟财产纠纷。玩家马某某在游戏中充值后，游戏运营方在开服不到七个月时即发布停服公告。马某某账号内尚有3个游戏币（等价3元）未使用，要求返还全部充值款。法院判决运营方返还3元未使用虚拟货币外，另赔偿虚拟财产损失3000元。

法院的裁判思路区分了两类虚拟财产：一类是充值购买但尚未使用的虚拟货币，运营企业必须以法定货币方式退还；另一类是已经通过虚拟货币兑换获得的角色、装备、道具等虚拟物品，需要根据运营商停服距开服时间、停服原因及补偿方案、玩家充值金额、登录情况及虚拟物品消耗情况等因素综合考量赔偿金额。

这一裁判规则与《文化部、商务部关于加强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管理工作的通知》第十一条一脉相承，"终止服务时，对于用户已经购买但尚未使用的虚拟货币，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必须以法定货币方式或用户接受的其他方式退还用户。"

但对游戏企业而言，真正的风险不在于退还未使用的虚拟货币——那是法定义务，金额通常有限。真正的风险在于"已消耗虚拟货币对应的虚拟物品"的赔偿认定。嘉定法院在上述案件中确立的裁判逻辑是：开服到停服时间越短，玩家对停服的预期越低，企业承担的赔偿责任越大。这意味着，短命游戏（运营不足一年即停服）面临的虚拟财产赔偿风险远高于长线运营产品。

面孔五：当游戏账号走进离婚法庭，它是"夫妻共同财产"

早在2024年，"闲鱼账号被列为婚后财产"的话题就曾引发热议。在北京一起离婚纠纷中，徐女士婚后注册了某短视频平台账号，由丈夫杨先生在工作之余精心运营至十万粉丝以上并产生收益。离婚时双方就账号归属产生分歧。律师指出，若账号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注册并在运营中带来经济效益，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时应考量双方实际投入，一般将账号归属于主要运营一方，但应适当补偿另一方。

同样的逻辑完全适用于游戏账号。如果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投入大量金钱充值、投入大量时间培育的游戏账号，在离婚时同样面临分割问题。实践中，游戏账号的分割比短视频账号更为复杂——因为游戏账号往往绑定实名认证，涉及游戏运营商的用户协议约束，不是简单的"一方拿号、一方拿钱"就能解决。

面孔六：当虚拟财产走进不正当竞争法庭，它是"竞争法保护的商业利益"

法治日报2026年3月发表的《网络虚拟财产的民事司法保护路径》调研报告指出，对于网络游戏运营商起诉第三方交易平台提供网络账号、虚拟物品交易服务的纠纷，可以引入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评价与规制。法院在审查时关注两方面：一是第三方交易平台是否建立了虚拟物品来源核查机制、是否对异常交易进行监测与干预、是否及时响应运营商的维权通知；二是平台行为是否损害消费者权益、公共利益及网络运营商的合法权益。

这意味着，围绕游戏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已经超越了"玩家与运营商"或"玩家与玩家"的二元结构，延伸到了"运营商与第三方交易平台"的竞争法维度。一个游戏道具从官方渠道流出、经第三方平台交易、最终被另一个玩家持有的过程中，涉及的不仅是物权流转，还有平台竞争秩序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六副面孔背后的法律逻辑：权利属性因场景而变

为什么同一枚游戏币会有六副截然不同的法律面孔？

答案藏在最高法调研报告中那段被反复引用的论述里："对于不同主体来说，网络虚拟财产具有不同的权利属性特征：在运营商与网络用户之间，网络虚拟财产主要表现为债权特征，基于网络服务合同关系，用户有权请求运营商提供实现网络虚拟财产功能的服务；在网络用户之间，网络虚拟财产主要表现为物权特征，权利人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对虚拟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或者处分。"

简单解释就是：当你在跟游戏公司打交道时，你的游戏币是一种"合同权利"——你充了钱，公司有义务提供相应的游戏服务；当你在跟其他玩家打交道时，你的游戏币是一种"物权"——你可以占有它、使用它、交易它，别人不能偷走它。而在刑事领域，这枚游戏币又可能成为盗窃罪、诈骗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犯罪对象。在继承领域，它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下的"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这种"因场景而变"的权利属性，正是虚拟财产法律保护最复杂也最迷人的地方。它意味着律师在处理任何一个涉游戏虚拟财产的案件时，都不能用单一的思维框架。你以为是在打一个"盗窃案"，但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可能主张这不过是"获取了计算机数据"；你以为是在处理一个"合同退款纠纷"，但对方律师可能援引继承法来论证账号使用权的可转移性。

周贵长律师：在虚拟财产的"六面体"中找到最优解

作为华商（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游戏法法律服务中心主任，周贵长律师在处理涉游戏虚拟财产案件时，始终强调一个核心方法论：先识别场景，再匹配路径。

这套方法论建立在他二十年刑事辩护与企业合规的交叉经验之上。在刑事领域，他深谙盗窃罪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之间的界限博弈：前者需要证明"打破占有、建立占有"的财产侵害结构，后者需要证明"违反国家规定、采用技术手段获取数据"的行为特征。选错罪名，不仅可能导致报案不被受理，更可能在后续审判中被辩护人抓住定性错误做无罪辩护。在民事领域，他理解虚拟财产在用户间流转时的物权属性，也理解在用户与运营商之间的债权属性——这两种属性决定了诉讼请求的构建方式、举证责任的分配逻辑和赔偿金额的计算标准。

更重要的是，周贵长律师曾担任中国某500强企业常务副总裁，这段高管经历让他天然具备一种"双向视角"：既能为玩家主张虚拟财产权益，也能为游戏企业设计合规方案。在用户端，他帮助当事人精准锁定诉讼路径——是被盗走追盗窃罪，是被骗走追诈骗罪，是代练清空追侵权赔偿，是停服受损追合同违约，每一条路径对应不同的证据体系和诉讼策略。在企业端，他帮助游戏公司构建虚拟财产合规体系，从用户协议中虚拟财产权属条款的合规审查，到停服退款方案的预先设计，到异常交易监测机制的搭建建议，到虚拟财产继承流程的规范化处理。

游戏法中心以"合规前置、诉讼后盾、政策解读、行业赋能"为四维服务模型，面向游戏研发商、发行商、平台运营商、主播机构及出海企业，在虚拟财产这一新兴领域正形成从"企业端合规设计"到"用户端纠纷解决"的双向服务能力。

2026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案例库和法答网持续发布虚拟财产保护参考案例，立法层面也在加速完善。但法律的完善永远滞后于产业的迭代：NFT数字藏品、区块链游戏资产、AI生成内容的确权……虚拟财产的类型还在不断扩张，每一类新形态都可能催生新的法律面孔。

当一枚游戏币同时走进刑庭、民庭、继承法庭、消费者权益法庭、离婚法庭和竞争法法庭，它需要的不再是一个只懂某一个领域的律师，而是一个能为当事人找到最优法律路径的人。这，正是周贵长律师和他的团队每天在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