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上海“特务”被抓后无罪释放，毛泽东惊讶：他真是个奇人！

1955年4月，上海看守所里，董健吾面对审讯人员的连番追问，没有急着辩解自己的清白，而是从1928年入党说起，讲起自己如何进入隐蔽战线，又如何在上海掩护同志、接送情报。审讯人员越听越疑惑：这个被当作“特务”抓来的人，经历怎么与党的秘密工作紧紧相连？

董健吾这个名字，在当时并不显眼。他更常使用“周继吾”“王牧师”等化名。有人只知道他是牧师，有人见过他以国民政府官员身份活动，还有人把他当作普通医生。身份越多，留下的痕迹越少，也正因为如此，他后来才会在审查中引起巨大误会。

董健吾1891年出生于上海，原名董选青，出身基督教家庭。1914年，他进入圣约翰大学学习。这所学校与上海社会上层、教会和外国势力都有密切联系，使他很早便接触到复杂的社会环境，也掌握了英语等便利于秘密工作的技能。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圣约翰大学校园内仍悬挂着美国国旗。董健吾带头将其降下，换上中国国旗，因此与校方发生冲突。校长卜舫济原本很器重他，甚至有意培养他接班，但这场风波之后，董健吾被学校开除。

他没有低头认错。离校时，他在相关文件上签字，表明自己不再回校。随后，他进入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这个职业看似远离政治，却给了他出入不同场所、接触各色人物的便利。后来，他还曾到冯玉祥部队任随军牧师兼英文秘书，凭借学识和口才获得冯玉祥信任。

1928年，经刘伯坚、浦化人介绍，董健吾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前，冯玉祥部中有人怀疑他“亲共”，他还曾半开玩笑地说：“要是真是共产党，倒也不算冤枉。”真正入党后，他便不再只是一个同情革命的人，而成为隐蔽战线上的成员。

上海白色恐怖严重时，牧师身份成了天然掩护。董健吾借教堂接触被捕人员，外界以为他是在劝人忏悔，实际上却在设法传递消息、营救同志。教堂也一度成为地下党和进步人士联络的重要地点，宋庆龄、鲁迅等人都曾与这类秘密活动发生联系。

1929年前后，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上海创办了大同幼稚园，专门照料革命者子女。董健吾参与筹办并担任园长。园名由书法家于右任题写，宋庆龄还为幼稚园题写牌匾，这种公开身份反而为孩子们提供了掩护。

1931年，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被送到上海。后来上海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幼稚园难以维持，孩子们一度流落街头。董健吾得知后多方寻找，设法将毛岸英、毛岸青接到身边照料。毛岸龙则在这段动荡中失踪，最终未能找回。

照顾两个孩子并不容易。董健吾家庭内部也有困难，他只好将孩子转托给前妻黄慧光照料，使他们与董家的孩子一同生活。多年后，毛岸青仍写信向董寿琪表达谢意，提到当年在上海的艰难日子，以及董家给予的帮助。

有意思的是，董健吾真正影响历史进程的一次行动，并不是在教堂完成的。1936年，宋庆龄将一封重要信件交给他，请他设法送往陕北。信中涉及国共合作和共同抗日的可能性，而当时蒋介石仍坚持“剿共”，这项任务必须避开公开渠道。

董健吾以“周继吾”的身份前往西安，并凭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取得合法掩护。为了进入红区，他找到张学良，直截了当地说：“我要去红区，想借一架飞机。”张学良起初十分警惕，听完来意后，才意识到这或许是推动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机会。

由于天气和路况等原因，董健吾最终辗转抵达瓦窑堡，将宋庆龄方面的消息传达给中共方面。毛泽东、周恩来虽未必当时就在当地，但相关情况很快通过电报转达。此后，张学良与中共之间的接触进一步加强，西安事变前的政治沟通，也由此增加了一条隐秘渠道。

董健吾还利用张学良的关系，设法安排毛岸英、毛岸青前往苏联学习。1936年6月底，两个孩子随李杜等人离开上海，后来进入苏联国际儿童学校。对董健吾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护送，更是对革命者子女未来安危的长期安排。

同年，他又接受宋庆龄委托，协助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前往陕北。途中，他以“王牧师”的身份出现，并负责联络、翻译和掩护。斯诺后来在著作中记述了这位博学、机敏的中国牧师，却始终不知道“王牧师”就是董健吾。

抗战时期，董健吾继续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收集日伪方面的情报，并参与营救被捕人员。由于战局变化和地下组织多次转移，他后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生活轨迹也逐渐隐没。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从事医疗工作，极少主动谈及自己的往事。

这也解释了1955年的那场误会。潘汉年案发生后，相关人员受到审查，董健吾因过去与潘汉年等人的联系被捕。审讯人员起初把他当作“特务”，但越查越发现，他不仅是中共早期党员，还曾承担幼稚园、秘密联络、护送人员等重要任务。

案件没有草草定性。有关材料上报后，周恩来认出董健吾的经历，罗瑞卿也赴上海了解情况。经过进一步核查，董健吾被取保候审，随后无罪释放，并重新获得组织上的工作安排。一个曾经长期隐姓埋名的人，终于从审讯记录中的“嫌疑人”，恢复为革命历史中的参与者。

毛泽东后来得知“王牧师”、送信的“周继吾”和照料自己孩子的董健吾原来是同一个人，确实感到惊讶。这个人几十年间多次承担危险任务，却很少向组织邀功，也没有借此为自己谋取名声。

1970年12月，董健吾因胃癌病逝于上海，终年79岁。斯诺几次希望再见“王牧师”，终究未能如愿。直到他生命的后期，许多与董健吾有关的往事，才通过旧友、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逐步拼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