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与匪】杜培武&杨天勇案 第2章 前史

本文依据公开媒体报道、官方文件及当事人公开发言整理而成，目的在于呈现该事件的时间线和公开记录，文中不涉及对个人或者机构的法律定性，案件事实以权威机关正式文件为准。

前史：1959—1996。

杨天勇是楚雄人，1959年出生，家中排行老二，楚雄距离昆明西边一百余公里，属于云贵高原的小城市，山多坝子小，风大。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在家带三个孩子过日子，他从小就长得高，同龄人没有能打得过他的，但他也不惹事生非，放学就回家帮忙做家务。

1977年他18岁，报名参~军，当年的名额少，体检、政审一路合格，后被分到云南某部步兵，部队驻地在大理那边的山里，训练苦，一年到头不是跑步就是练炝，他的成绩一直排在连队前面。十发能打九十环以上。班长夸他手稳，天生是端炝的，他也不作声，擦拭炝支比谁都认真。炝膛内擦拭得可以照出人影，连队有人嘲笑他，说杨天勇对炝比对媳妇还上心。他笑笑不答话，把炝放回炝架然后转身走开。

夜里站岗时，他常在哨位上看山下的公路，公路那一端是向昆明的方向，夜间车灯串成一条线，他看了很久之后，那时候他不满二十一岁，心里想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只记得山风很大，军大衣的下摆一掀一掀地飘动。

连长找他谈话，问三年后还愿补愿意继续留队，他想了一夜，最后还是说家里叫回去。连长叹息道可惜了，你是当兵的好材料。他没说话，把那支用了三年的炝擦最后一次，交到炝库里。交炝的时候，他用手摸着炝托，停留了几秒钟。

1980年，他退伍，按照政策安置工作，父亲找人把他安排到昆明铁路局公安分局，在东站派出所做J察。

那一年，他二十一岁。

东站派出所负责昆明火车东站，那几年铁路刚刚提速，客流大、扒手多，派出所的活不轻，杨天勇分在治安组，跟着老民J跑辖区，他个子高，站在站台上穿着J服非常显眼，扒手一见他就绕道走开。他处理纠纷也有办法，不骂人，不推搡，把人叫到一边，讲几句道理，对方就服了，所里的老民J说，小杨这娃天生吃这碗饭。

那几年铁路系统正处于整顿期，沿线治安整治，反扒专项行动一个接一个，杨天勇所里跑，办案、蹲点、抓现行，一样不落，蹲点是最难受的，一蹲就是大半夜，蚊子叮，腿发麻，不能动，他能坚持坐得住，同事说他耐力强，不多言，蹲点的时候一直盯着目标，不分神。

他办过最漂亮的一件案子，是货场失窃案。一群人从货运列车上偷烟酒，偷了半年。他盯了一个月，摸清了规律，收网那天一锅端，追回赃物价值十几万，局里给他记功一次，在颁奖大会上他站在台上佩戴红花，台下的人群鼓掌，他的面无表情地敬礼，就走了下来。

吃这碗饭六年，他由治安组转到户籍组再回到治安组，评过两次先进，结婚生子，日子平淡如水，那六年里没有人说他一句坏话。

除了两件事。

第一件他旷工，不是一两次，而是隔三差五，有时整天不见人，问就说家里有事，领导找他谈话就认错，但是转头又犯，那几年铁路系统正在整顿，单位想调他到看守所去工作，看守所的工作比较清闲，也给他留了一个台阶，他顶着不去，理由很简单，“不想看犯人”。

第二件是打牌，下班后他常去站前的棋牌室。不打麻将，只打扑克，输赢不大，但是上瘾，有次把身上所有的钱都输了，向棋牌室老板借了五十，第二天再去玩，赢了后还清借款，从此之后没有再输过。那时他牌运特别好，连赢了一个多月，后来棋牌室老板对人说，杨民J赢钱时眼睛发亮，输钱时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是烟抽得厉害。

1991年，单位组织体检，杨天勇得了胃病，但不严重，只需要忌口，他请了两个月假去治疗，回来上班，人瘦了一圈，所里的人说杨天勇这次得的是重病，他说没事儿。

那年冬天，他其实做了一件别人不知道的事。

昆明火车东站货场内丢失一批钢筋，查下来是货场里几个装卸工干的，卖给了城里废品站，杨天勇办此案，三天内找到并追回钢筋，人也抓到了。案子办完后他一个人去了趟废品站，和收了钢筋的老板谈了半小时，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信封。

他并不缺钱，那几年他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吃喝无忧，他收那个信封是为了试试看，试着从这条线里看能不能摸出更多的东西，他坐在废品站门口台阶上，数了一遍信封里的钱，然后塞回了信封放进衣袋中，几百块。他记得了那个废品站老板的脸，也记下了他说的那句话：“杨J官以后有货的时候先找我，”

那件事之后，他像变了一个人。

调休变多了，后来干脆连着几天不上班，考勤表上他的名字后面全是红圈，领导找他谈话，他不说家里有事，领导问你到底想干什么？他说，我想歇会儿。

1994年他不来上班了，没有辞职报告、没有交接，人就不来了，所领导找过几次，都说家里有事。之后领导也不找他了，他的档案一直在所里柜子里放着，人不在却挂名，考勤表上他的名字后面画满了红圈。

他走的那年，东站派出所的民J换了一批，新来的J察不认识杨天勇，只有门卫老刘记得，那个高个子民J最后一次来所里时，把一个蓝皮本留在了传达室，说不用了。

本子后来被老刘扔了。

杨天勇先在西郊的平房里租住了半年，又搬到城中村居住了半年,后面越搬越偏，他没去上班，白天睡觉晚上出去，日子变成了一种惯性，和他在派出所那六年是两个世界。

他的关系还挂在铁路系统里，人不在，编制在，工资停发，档案不动，这关系一直挂到2000年3月。那一年铁路系统清理队伍，查到了一个叫杨天勇的民J，长期旷工六年没上班，派出所这才正式下文将他辞退。

辞退通知书寄到他出租屋，他看了一眼放在了桌上，他想，这身J服穿了六年，脱下又用了六年，到现在终于，连最后那层皮也被剥干净了。

他反而觉得松快。

那两年，昆明城也在变。城里楼一年比一年高，路边的小店一家接一家开起来，街上跑的私家车多了。九十年代中期，昆明开始向外扩张，原来作为铁路枢纽城市的定位逐渐被打破。火车站广场上，拉客、卖票、倒烟的人混杂在一起，国企改革带来的阵痛，在铁路系统内部蔓延，大批职工下岗分流。杨天勇偶尔回到东站，在马路对面停留片刻，观察那些身穿J服的年轻人进进出出，最后转身离去。

他妻子跟他离了婚，离婚那天，他去签字了，没有争什么，他把剩下的钱给了前妻，并且说孩子由她带好，前妻没说话，他女儿那年七岁，他再也没去看她。离婚后他搬出了原来的家，在城里换过三次住所，每次住的地方都比前一次更偏，旧邻居在街上遇见他，同他打招呼，他只是点个头就走了，久了以后，老邻居也不叫他了。

1996年，他在昆明城东一家舞厅里认识一个东北人。

那人身高，三十多岁的人说话缓慢、眼神冷淡，他叫肖林，是佳木斯人，在昆明没有正当的职业，靠什么过活说不清楚。两人坐在舞厅角落的卡座里抽了一晚上烟，舞厅灯光昏暗，音乐声震得耳朵嗡嗡作响，肖林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以前在铁路工作，肖林说J察？他笑着，那身皮你穿过，脱下来还能再穿上。

杨天勇没有说话，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肖林也没有追问，两个人就这么坐着，看着舞池里晃动的人影，直到散场。散场时肖林说了句，下回还在这见。

第二回，肖林带了一瓶酒，两人喝到半夜。第三回肖林问：你在派出所工作那几年，有没有接过炝？杨天勇回答说：“接过，”肖林掐灭烟头说道，“这就很好了，”

之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了，肖林又带了几个人：肖力，佳木斯人，二十多岁，是肖林的远房兄弟，柴国利，也是佳木斯人，二十六岁，还有一个楚雄人，老付，是杨天勇自己找来的，老家同一个村的人，跟了他多年。

五个人，凑在一起。

1996年冬天的一天晚上，肖林的出租屋里五人一起喝酒，出租屋位于城中村，屋顶漏风，屋内有一个小煤炉，炉上坐着一壶水，五个人围坐在炉子旁，每人一瓶啤酒，半夜时分，肖林说了一句话：“光喝酒是喝不出钱来的，”

杨天勇放下酒杯，看着他说："那你有什么打算？"

肖林说："弄钱。弄大钱。"

弄钱的方法很多，杨天勇问：“你想走哪条？”

肖林没有说话，用拇指喝食指在桌面上比划了一个手势。

杨天勇看懂了。

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说：“要干就干得像样，不能让人抓住把柄，”

"怎么干？"

杨天勇把酒杯放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是手铐，老式的，铁壳的，公A配备的那种。

用这个，他说，干了六年J察，我才知道这身衣服、这副铐子在昆明街上有多管用，你穿J服去拦一辆车，没有人敢文你，亮出手铐，没人敢反抗。

要车，肖林说，还得有车。

“车好办，”杨天勇说，“昆明城里的车我熟，哪条路晚上车少、哪个路段没有路灯我都清楚，六年，我在皮子里面待了六年，”

那一年冬天，五个同伙开始做准备，他们先偷了一辆北京吉普，更换车牌后套了假牌，杨天勇又托人弄了两套J服，灰蓝色夏执勤服，肩章臂章齐全，他将J服叠起装进帆布包里，供出任务的人穿。

“记住了，”他对几个人说，“穿上这身衣服，说话就要像个J察，敬礼、查证件、问话，按部就班地来，慌不得，一慌戏就穿帮，”

要是人家真的要求我们出示证件呢？柴国利问。

杨天勇从口袋里取出一个证件夹，打开，里面是一张塑封的卡片，照片上的人就是他，姓名栏写着三个字，他把证件夹合上放回口袋里说：

"证件，我有。真的。"

那一年杨天勇三十七岁，他的眼睛在舞厅灯光下，露出一丝冷光。

他不知道这副手铐、这件J服、这句话，会在几年后把一个叫杜培武的人拖入深渊，他也不清楚，1997年春天开始的事情，会将他自己引上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

1997年，他们决定要做一次大的，不是抢钱而是抢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