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有一次，周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一位部长正照着手里的材料念汇报，声音忽高忽低，念到关键数字时磕磕绊绊，显然这份材料并非出自他手。
周恩来眉头微微一蹙，只说了两个字：“不对。”那位部长慌忙凑近细看，重新念了一遍，可仍旧不对。周恩来当场点出准确数字，惊得满座翻纸声哗哗作响。
那位部长脸上挂不住，急忙低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话音未落便觉不妥，因为周恩来的目光已经说明了一切。他站着汇报完余下的内容，这在总理主持的会上并不鲜见。
接着汇报的是一位首次参加这种会议的副部长。还没开口，手心已经冒汗，据他事后回忆，“紧张得直哆嗦”。开始念材料时声音发紧，念过两页才渐渐放开，越念越顺，始终未被总理打断。
他暗自松了口气，擦擦汗抬起头，却正好迎上总理的目光，提问随即而至。副部长慌忙起立，手忙脚乱地翻材料，好歹答了出来。周恩来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随后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
周恩来听完，问了一个直指要害的问题：“这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部长无言以对。
事后，叶季壮、韩念龙、南汉辰等几位老部长私下感叹：总理的记性好得惊人，天下大事记得住，各部委的负责人记不住的事，总理全都能记住。有这样一位总理，哪个部长不“害怕”？哪个还敢不动脑筋搞官僚主义？
周恩来的记忆力确实令人折服。更可贵的是，他把这种记忆力用在了对工作质量的严格把关和对干部的严肃督促上。他深知，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要高效运转，靠的不是一个人的记忆力，而是层层有责、人人负责的制度。
那个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各级领导干部大多从战火中走来，有热情、有干劲，但机关工作的规范意识和责任意识尚在养成中。周恩来以批评、追问、立规矩的方式，推动着这支队伍从“打仗型”向“治理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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