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八七会议记录中的毛泽东|李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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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

老正按：追求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越接近历史真实，才越有面向未来的价值。

原题：从会议记录看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中的地位和作用

来源：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作者：赵晓琳（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馆长，文博研究员。）

摘要：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发言次数最多，时间最长，针对当时中国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明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英明论断，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具体标准，提出秘密环境下党组织应建立全国交通网。这是这次紧急会议提出的挽救中国革命最符合实际、最具体、最重要的策略之一，反映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重大转折关头的过人胆识和探索精神以及高瞻远瞩的博大胸怀。

不久前，笔者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陈独秀与八七会议的文章。该文作者批评在八七会议研究中“有的文章不适当的夸大参加八七会议的某些人的历史作用，甚至夸大到无中生有。如有人说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有七次发言”；作者断言：“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毛泽东在会上只有一次发言”。事实果真如此吗？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到底发言几次？其思想内容是什么？其地位和作用又如何？笔者专门就此仔细查阅了八七会议记录和相关资料，进行了统计核实，对会议代表的发言进行了比照，于是形成了这篇文章。

1927 年在武汉召开的党的八七会议是一次紧急秘密会议。由于当时的特殊形势，参加会议的仅有在汉的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团中央代表、军委代表和湘鄂两省的代表等人。毛泽东以候补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的议程共三项：一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报告，二是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报告，三是改选党中央领导机构。会期为一天。虽然时间紧迫，但是会议开得紧凑严密，预定内容全部完成。

据现存的会议记录，会议围绕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最近工人运动决议案、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和改选新的中央政治局等五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因时间异常紧迫，主持人要求发言简明扼要。在21 位正式代表中先后有14人，56次发言，毛泽东共有7次发言。除了主持人李维汉和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外，毛泽东发言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内容涉及当时我党面临的最主要的几个问题。会议记录共计约12800字，关于讨论发言的内容约 7000 字，其中毛泽东的发言约1300字，占七分之一多。八七会议记录这一珍贵历史文献记录了毛泽东等党的早期领导人挽救中国革命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巨大贡献，反映出毛泽东在革命重大转折关头的过人胆识、求实品德和探索精神。

一、在讨论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的发言中提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科学论断

紧急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在主持人李维汉宣布开会、简要说明会议召开的原由以及会议的议程之后，罗明纳兹开始了他长约4000字的报告，因他讲俄语，所以他每讲一段瞿秋白翻译一段。这样罗明纳兹的报告用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他结束之后，李维汉宣布休息半个小时。与会代表简单而快速地吃完了午餐。

接着便是讨论。与会代表共有9人次先后围绕罗明纳兹的报告发言，他们表示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对我党在革命斗争中的妥协退让以及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且言辞激烈、尖锐、中肯。

毛泽东首先发言，他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党中央不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我党的右倾错误。

关于国共合作问题，他说： “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关于农民问题，毛泽东说：“农民要革命，⋯⋯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见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 。”

关于军事方面，毛泽东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秋收起义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关于组织问题，他说“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①

从会议记录看，毛泽东的这段发言大约850字，比在他之后发言的邓中夏、蔡和森、彭公达、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芬、瞿秋白的发言的字数都要多一些。

在内容上，上述几人的发言，分别从国共关系、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土地革命、家长制作风、政权问题、C.P 与C.Y关系等方面，批评了觉的指导机关的错误，但对于军事问题，还没有人明确提出武装斗争对于建立政权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得来的这一深刻认识。早在1927年7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 “如果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1］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赴湖南组织秋收暴动，在8月18日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上，他强调说：“暴动的发展是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2］这些说明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毛泽东已非常明确而深刻地认识到军队和枪杆子的重要性。

二、在讨论《农民斗争决议案》时提出没收地主土地标准问题

紧急会议在讨论了罗明纳兹的报告之后, 罗明纳兹对大家的发言作了结论。然后会议对《告全党党员书》草案付诸表决,结果是原则上全体通过, 并决定以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组成委员会修改文字。

接着, 会议进行第二项议程: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政治局作报告。现存的会议记录表明, 会议并未对瞿秋白的报告进行讨论, 而是接着进行另一项内容, 即主持人李维汉提出讨论《工人运动决议案》。在讨论之前, 瞿秋白宣读了该草案全文, 随后陆沉、任弼时两人发了言。毛泽东没有对此决议案发表意见。此议案很快通过。

接下来, 主持人提出讨论《农民斗争决议案》。仍是先由瞿秋白宣读草案全文, 然后代表们讨论发言。对于这个议案共有12人次发表意见, 毛泽东又是第一个发言, 并且先后有两次。在第一次发言中, 他提出四个有关农民运动的问题:

一是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他建议“以50亩为限, 50亩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没收”;

二是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 可是《农民斗争议决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土地, 毛泽东认为“如此, 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 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 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 即应没收小地主土地;

三是对自耕农中的富农、中农的地权应有不同的规定, 要确定方向;

四是会党土匪问题, 我们应有策略②。

接着毛泽东发言的是瞿秋白和彭公达。他们对农民土地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因为意见不一致, 罗明纳兹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所以他制止继续发言, 说:

“关于此问题用不着再讨论了。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 这非有一个工农德谟克拉西的政权是无法解决的。……我以为……谁是大小中地主是无法确定的。”

由于罗明纳兹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 所以毛泽东接着他的话再次发言。毛泽东说:

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已进入到土地重新分配的时期, “我们一定要对此问题有歌明确的回答和规定。在得着政权的地方, 应当全盘计划此问题”③。

然而国际代表仍然强调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之后, 其他代表的继续发言打断了毛泽东的话题, 所以会议通过的《农民斗争决议案》没有作出关于大中小地主标准的规定, 也没有规定没收小地主的土地, 这使得此次会议“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留下了如何具体实行的遗憾。

令人欣慰的是形势的发展使中共中央的认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9月中旬, 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等两个文件, 宣布“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3], 这已是在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一个月之后的事了。

在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时刻, 八七会议虽然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但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实行这个总方针, 还有许多未曾得到解决的问题, 党对处理这些新问题又十分缺乏经验。能够在土地问题上具体而切合实际的提出与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代表不同的意见, 充分显示出毛泽东比其他人的确要高明得多。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源自于他对农民运动的调查、考察, 源自于革命的实践。他能够看清问题的实质, 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和理论概括, 并且用它指导实践。

三、在讨论《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时提出建立全国交通网, 在改选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时要求去基层工作

从现存的会议记录看, 关于《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和改选中央政治局两项内容的文字很简单, 采用的是记录要点和缩写的方式。我们据此可以推测会议已经开了很久, 时间不允许代表们多分析论证, 只能简短表明态度。可是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是建议较多, 思想活跃。

会议在瞿秋白宣读《组织问题决议案》草案原文之后, 罗亦农首先发言, 毛泽东紧接其后。毛泽东提出在草案的第七条应加入一“农”字。该草案第七条是关于在“秘密状态中保存工会组织问题”, 草案要求“工会机关的指导, 应由各级党部从速审查, 换有经验的工人同志担任这种指导”。毛泽东发言建议“应以工农参加指导”。在后来正式发布的这一决议案中可看出, 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加上了“农民”二字。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 毛泽东对在全国建立党的秘密交通机关问题发表意见, 他说“交通问题是一贯的问题, 不单是中央与省的交通问题”, 他建议“应在全国组织交通网”④。

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 将其补进决议案的第五条。正式决议中这样写道:“中央临时政治局, 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 ……各省亦应有此等机关之组织, 务使本党有一全国交通网”[4]。

八七会议之后不久, 中共中央又制定出“全国交通组织系统表”, 明确规定党的地下交通机关的组织系统。这些交通机关承担起传达中央通告指令、输送宣传品、报告各地情况等任务, 把全国的党组织联系起来, 形成一个秘密地下网络,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 从事着艰苦斗争。这一对敌斗争的方式是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对我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贡献。

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改选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代表提出了一份中央委员7人、候补中央委员7人的名单, 其中没有毛泽东。蔡和森是候补中央委员的被提名者, 他首先发言, 主张委员中加入毛泽东等3人, 理由是中央机关应“吸取新的分子”。

毛泽东接着发言, 推辞说自己现在因担任着组织农民斗争的工作而“不能加入”。

李维汉紧接着发言也赞成在中央委员中加入毛泽东,

毛泽东再次发言说:“不同意迈 (李维汉) 的提议”, 他说:“自己非外面去工作不可。”⑤

后来又有陆沉发言,也主张毛泽东为中央委员。

在一番讨论之后, 会议进行表决, 结果是毛泽东以12票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毛泽东之所以两次推辞中央委员的提名, 是因为他早已决定会后赴湖南领导秋收暴动。早在马日事变之后, 毛泽东就要求回湖南工作, 6月24日, 中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毛泽东立即赶赴长沙开展工作, 决定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同省委的联系, 又到衡阳召集会议, 再三强调:马日事变是长沙事变的继续, 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因此, ……要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2]。

因为形势的需要, 毛泽东到湖南刚十天, 就被召回武汉。

7月4日, 他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己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问题时, 毛泽东提出了保存农民武装即“上山” 的策略, 准备率队伍当绿林好汉。“七·一五”之后, 中央紧急疏散干部时曾准备派毛泽东到四川去, 可他仍要求回到自己更熟悉并且武装起义条件正趋成熟的湖南, 因此中央留他在武汉, 筹划湖南的秋收起义等工作。

八七会议前, 毛泽东起草了《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 做好了秋收起义的准备, 只等会后启程赴湖南组织和领导起义。因此,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一再申明自己担任着秋收暴动的任务, 是一定要去基层工作的, 而不同意留中央机关工作。

综上所述, 毛泽东在八七紧急会议上共发言7次。这些发言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和批评大革命时期党中央的右倾错误的同时, 更多的是对今后革命斗争方针策略的建议和意见, 而且每一建议和意见均十分明确具体, 非常结合实际, 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这一切表明毛泽东高瞻远瞩, 胸怀宽广, 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一切从实际出发, 不照搬教条, 体现了他勇于探索、不畏艰险的大无畏精神和超人胆识。

注释：

(1) 见《中央档案馆》1978年第2期第11页。 (2) 见《中央档案馆》1978年第2期第16页。 (3) 见《中央档案馆》1978年第2期第17页。

(4) 见《中央档案馆》1978年第2期第17页。 (5) 见《中央档案馆》1878年第2期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