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宝贝到庆山的26年｜专访庆山

近些年，庆山觉得自己如同生存在一个寂静的闭关洞里。周遭没有市井的喧嚣，大多数时候，她只能听见鸟叫。

我问她，时间久了，会不会不满足于这种平静？

“我觉得一些人在这样的地方，可能住一周就无法坚持。更长时间，就会难以忍受或有点崩溃。”庆山承认，这种绝对的静谧给人带来的心理压力，比想象中更沉重。

但她把这种状态视为一种自我修行，没有任何外物分散注意力，人被迫完全聚焦在身心，“好像在一个四周都是镜子的房间里”。

窗外的树也在逐年长高，像一片森林似的包裹她。她早就习惯了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精简社交，每日在花园劳作，浇水施肥，徒步五公里，出一身汗后回家。

这跟二十来岁时的她差别太大。那时候，她的笔名还是安妮宝贝，生活随性肆意，热爱长途旅行，喜欢写一些充满颓废情绪和恨海情天的故事。

年轻时期的安妮宝贝。（图/受访者提供）

今天，她笔下基本告别了这些生动暴烈的形象，写作风格也趋于静水深流，有人将她比喻为“从蓝色鸢尾到青莲的转变”。

写作风格的改变令她迎来了一些新读者，也让一些早期读者离开了她。但她仍随自己心意写作。在变动的年代，唯有写作是她愿意持续之事，26年间写了23本。她说，一个作者能够坚持写作只有一个原因：有读者存在。她知道自己的写作在别人心里产生影响，读者阅读这些文字，为之感动、落泪、受到净化或启发，与此同时对自己的生命也产生新的视野和认识。

我也是她的读者之一，算起来有二十年之久。青春期看她的书，就像掉入一个螺旋状的万花筒，满目繁杂意象，情绪一直往下坠，沉浸其中，难以回头，常常感叹于其飘忽的文笔和诡秘的魔力。

成年后，目睹她风格大变，阅读的快感逐渐消逝，有时对她的新书也感到迷茫困顿。但我对她始终好奇，在微博初兴时，我第一批关注的人里就有她。一个曾在互联网早期凭私人化写作掀起巨浪的人，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后却能始终保持纯粹的单向输出，微博永远0关注。

跟她对话后，我徒生一种神奇的感觉，好像已经认识这个人太久，有些话恍惚听过。同时，在对谈中，我好像看见了那个远去的少女时代的自己。

千禧年的文艺顶流

回想最初敲字写作的夜晚，庆山清楚记得那些表达欲汹涌的时刻。“写一个1万字左右的短篇故事，有时通宵一晚上就写完。”

她感到心里有一个世界渴望发出声音。彼时是1998年，电脑在中国家庭尚未普及，但她已经尝试用其创作了数篇小说，随便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安妮宝贝”。

那也是中国网络文学野蛮生长的年代，原创文学网站“榕树下”方兴未艾，水木清华BBS、天涯社区、猫扑等论坛在之后相继涌现，原创氛围纯粹又浓郁。

最先走红的是一些根植于互联网初兴时代的情爱故事。在出版的第一本小说《告别薇安》里，一对男女的爱情就是发生在早期风靡全球的社交软件MIRC，他们在网上聊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的音乐，聊作家海明威如何把猎枪塞进嘴巴里自杀，话题漫无边际，凌晨下网前再约定从一数到三，一起键入“Quit”。

两人的情感高度依赖，却从未见面，因为“网络是接近陌生人的最安全方式”。这种基于虚拟空间的情欲与虚无感，正正切中了初代网民复杂的内心世界。

第一版《告别薇安》。（图/豆瓣）

因为风格强烈，“安妮宝贝”迅速成为千禧年最具个人风格的顶流之一。她的小说辞藻绮丽，自带一种跳脱、短促的节奏，好像一根引燃的绚烂烟花，瞬息万变，令人无法自控地追随。

比故事本身更吸引人的，是她打开了一种关于文艺青年和城市中产的想象。她在作品中提供了许多审美和生活方式的独特偏好，“晚上吃黑鱼子鳗鱼寿司。买了七件衣服，颜色为白、黑，暖色的圆点，质料为棉和桑蚕丝。一双金色的高跟凉鞋。饭馆里的干辣椒气味。街头落满金黄的银杏树叶。”类似描述随处可见。

很多人也从她的书中第一次认识“鸢尾”。在小说《七年》中，男性送的花是“一大束蓝色的巴西鸢尾。这是一种有着诡异野性的花，不是太美丽，却有伤痕”；在《春宴》中，庆长被形容为“高山之上难得一见的野生鸢尾，清冷高远，诡异难辨”。

书中的女主人公大多承袭了这一意象，个性桀骜清冷，是大城市里的异乡人；内心柔软脆弱，在感情中常常爱而不得，飞蛾扑火。这种个性化创作中的颓废和漂泊感让很多人着迷，也成为安妮宝贝后来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

如今回看写过的作品，庆山觉得仿佛是在生命之旅中，给自己安插的各种隐藏而独特的标记。“年轻时，我是个叛逆、孤寂、四处旅行、有点放纵不羁的人。内心有敏感的创伤面，试图治愈心中某种痛苦和艰难的感受。于是尝试用写作来分享这些情绪和感受，记录生活的记忆，体察情感，剖析世间与人性之深渊的不可测，并试图为自己的困惑和思考寻找答案。”

年轻时期的庆山在长江的船上。那时候她还未开始写作。（图/受访者提供）

在写作之前，她是一毕业就进入银行工作的职员。那时她每天上班，空闲时会去书店读书、听音乐，有假期就去旅行。这份工作是正式编制，当时家人都非常看重。但当她写出的小故事受到大量关注和流传后，她决定辞职远走，去上海独立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妮宝贝”于庆山而言，其实是一个机会，能够表达自己的迷惘、情感、幻想、渴望，以及与这个世界相处时感到的孤独和隔阂感。在她看来，早期的小说虽不成熟，但都是从内心直接掏出来的很强烈的东西，比如《七月与安生》这样的故事，这或许也是当时收获众多读者的原因。

从情绪流浪到探索内心

2004年，庆山独自前往墨脱，徒步进出雅鲁藏布峡谷。那时候她才30岁，自觉是人生中比较好的一个阶段，心力充沛，热爱闯荡，回来写就长篇小说《莲花》。

此书引起巨大反响，墨脱由此被广泛认知，当地旅游业意外被驱动。一些年轻人带着书出发，如同到一个被誉为“莲花”的圣地取经。

这个深藏在西藏东南部的小镇，身处典型的立体气候带，有“一天经四季、十里不同天”之妙，但因自然灾害频发，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过去运输物资只能靠背夫和马帮。在这虚实相生的秘境中，庆山虚构了一位厌倦世俗的男子在拉萨的旅馆邂逅一位身患绝症的女子，随后两人结伴前往墨脱，寻访已逝旧友的故事。

这本书后来被普遍认为是她写作的分水岭，像一个漏斗般开始过滤读者。“这本小说的核心，是通过人在外部的旅行，表达内在的本性唤醒和精神成长。它也是一条寻找自己、发现本性、与外界和解、以赎罪换取灵魂的纯洁，以及彼此以一种接近精神之爱的方式互相对照和证明生命的道路。《莲花》意味着我在长篇小说里搭建起属于自己的哲学观。”庆山说。

庆山在旷野漫步。（图/受访者提供）

也是自这本书之后，庆山的写作议题逐渐形而上。在庆山看来，这也是在筛选读者的过程。“我的作品往前走了，如果读者没有跟上，还停留在早期作品的状态和心境里，那么彼此只能告别。人的精神是需要成长的，这代表生命走向完整。成熟并不是否定或试图抹去自己以往拥有过的，而是能够再去创造新的历程。”

2014年，随着《得未曾有》出版，安妮宝贝宣布将笔名改为“庆山”。这个新笔名自带一种疏离感。“当时决定改名，首先是自己意识到，作品的精神性已不可阻挡地转向新的阶段。其次，对这个创作的新阶段，随着年龄变化，可以为此拥有一种简洁而纯净的、即便只是属于自己的内心准备。”

在《眠空》一书中，庆山也提过这种转变。有人曾劝她“应该写写痛苦、颓废、残酷、情爱”，而她认为，“我已过了那个阶段……所有的下堕行为都伴随着快感，摔破一个罐子，与长时间塑造和建设一个罐子，前者让你享受到更为强大的自我妄想。觉得自己具有力量。但事实并非如此。”

庆山的日常分享。（图/庆山微博）

名字的更迭固然是一次精神上的脱壳与重建，但她的转变也正好切合了千禧年后整个城市化的进程：年轻人追逐欲望，又在欲望中迷失，然后逃离城市到远方旅行，最后结束流浪，试图在一方天地回归本我。

虽然写作风格不可阻挡地转向新的阶段，但庆山很珍惜早期的自己。“庆山之中存在着安妮宝贝。始终是一体的，共容和共存的。”

成为母亲，一种对爱的“究竟体验”

多年来，庆山鲜少接受线下采访，她的现实生活对读者而言是一个谜。她告诉我，生活中的她与写作中的她还是有一点点差距，比如生活中的她有时也并不让自己感觉很满意，也会拖拖拉拉，或有点顽固，任性，还有孩童心态。但写作中的她是没有任何自我的，她会忘掉自己。她会感受到那种失去自我之后，至深的心流所带来的宁静和自足。

除了作家，庆山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恩养的妈妈。成为母亲，对她来说是一种对爱的“究竟体验”，“世间普通而世俗的男女之情是达不到我们内心对爱的标准的，而血缘关系对人有一定束缚力，因为这是某种精密而周到的生命程序所注入的本能。”

在庆山眼中，女儿和少女时期的自己不同，因为恩养得到过很多爱，这使她情绪稳定，很少有叛逆或激烈的表现。

小时候的恩养。（图/受访者提供）

因为原生家庭的一些影响，庆山此生似乎对情感和爱有过一种强烈的渴求和执着。而在养育女儿的过程中，她也把自己重新照顾了一遍。“可以说，填平很多心里存在过的创伤和匮乏。随着她日益长大，成年，我们之间可以交流各种话题，有时也会涉入一些哲学领域，交流真实的深层的内心感受。”

从恩养童年开始，母女俩经常一起旅行。最深刻的是到尼泊尔旅行的十五天和到中国台湾的环岛旅行。恩养那时只是十岁左右。在旅馆房间里，经常是恩养在写字台上写日记、绘画、阅读、给朋友写信，庆山在一边洗衣服，喝茶，整理，彼此安静地相伴。“她是个好旅伴，不给人添麻烦或增加情绪上的负担，自小有能够接纳一切的大度内心和冷静态度。”

最近，母女俩还在交流一些关于哲学、心灵修习方面的书。虽然庆山曾嘱咐女儿，不用太早进入神学、哲学，但恩养已经在阅读相关书籍，内心有强烈的兴趣和愿望。

让人意外的是，恩养还没开始读妈妈的任何作品，即便是怀着她时写的《素年锦时》。庆山觉得，等女儿三十岁以后再读会好一些。

恩养在西藏旅行。（图/受访者提供）

Q&A

《新周刊》：你经历过三次“命名”，从本名到“安妮宝贝”，再到“庆山”。你觉得这三个名字分别代表了你的哪些部分？更迭的契机又是什么？

庆山：本名是还未开始写作的我。那时我是毕业之后进入银行工作的年轻职员，但阅读习惯是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培养的，因为那时我有了一张市立图书馆的借书卡。但我是在25岁前后才开始尝试写一些故事和片段。当时给自己随便起了一个名字，主要用于分享这些小故事。

2000年，我以此笔名出版了第一本书《告别薇安》。这本书，现在看来更类似创作的训练阶段。是一位女性，未受过文学专业的训练，对创作不带有任何概念或经验的，直接从内心出发，开始诉诸笔下的书写。

改名是在2014年，采访集《得未曾有》出版。经过十多年的创作，作品不管在内容还是心境上，已逐渐转向成熟，并导向更深的哲思维度。同时，这十多年，伴随连续出版的总是会引起大量争议的畅销书，感觉作品本身也受到很多误解和心态复杂的攻击。一些人似乎从未读过我的任何作品，或只是读了早期几个故事，对一个作者十几年的创作从无真正的了解，但热衷于对一个畅销符号贴标签，对作品进行肤浅、偏激、有误导性的定论。

《新周刊》：现在回头看早期的小说如《告别薇安》等，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庆山：早期的小说虽然只是基础的出发，但都是从内心直接掏出来的很强烈的东西，比如《七月与安生》这样的故事。这种纯粹性和情感的真诚，也是当时作品受到很多陌生读者喜欢和流传的原因吧。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其实不太有机会获得对自己的情感、情绪和心理进行表达和梳理的有深度的方式。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其实没有机会去与他人分享内心真正的感受。

但如果他们在一个人的文字里，看到这种被直接而锋利地表达出来的情感，以及没有丝毫遮掩的，这种对痛苦或孤独感或爱欲的观察和真实表达，他们会在心的深处被打动：哦，原来有人写出了心里隐藏的所有。他们会被打动。

后来有一些早期读者又反过来说，他们对自己看过这些作品感觉幼稚，似乎觉得，让人知道自己拥有过这些心路会是奇怪的状态。其实是这个环境，不让人觉得自己的内心情绪或对情感的体验是一种正常甚至珍贵的东西。相反，他们定义这些是被禁忌的，或有罪恶感的。这是一种人在环境中的自我设限。逐渐否定掉自己的内心，那些柔软的复杂的也是珍贵的最本初的存在。生活的现实和功利会逐渐麻木掉人对情感、情绪的感受。

刚开始写作的安妮宝贝。（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你觉得“安妮宝贝时代”和“庆山时代”的作品的主要区别有哪些？

庆山：安妮宝贝时代的作品，是以观察和记录人的情感、爱欲为重，也可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人探索自己生命的某种极为深度的方式。但从庆山时代开始，这个重心发生了偏移。基本上2011年《春宴》的出版，代表对这个主题的探索已抵达某种尽头。也可以说，我自觉找到了答案，于是开始转向更整体性的一些生命全体系的思考。这是以201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夏摩山谷》为代表的作品。

《新周刊》：在过往的写作过程中，有过印象比较深刻的瓶颈或困境吗？

庆山：通常的困境和瓶颈，较多出现在写长篇开头部分。会有较多自我推翻和反复搭建，进入中部之后才会顺畅。写到后面，甚至觉得作品自有一股生命力，推动和引领作者的写作，是一种有些神奇的值得感恩的体验，让人感受到书的内在蕴藏着极大的生命力。这股能量像涌动着的巨大壮美的漩涡把作者卷入其中。我会觉得，在作品面前，自己是渺小的，仿佛只是文字的工具和管道。

爱之世间三部曲，2026年8月新版。

《新周刊》：你是最早描写中国城市“异乡人”的作家之一。如今再看现代社会的年轻人，你有哪些不同的感受？

庆山：这二十多年，我收到过大量读者来信，所以我经常觉得自己即便没有走出书房，也能感受到时代与众人那些暗处与深处的存在。很多人的内心和生活困境，是隐蔽、内藏、沉重而无法排解的。包括工作、恋爱、婚姻各种关系，人的痛苦与烦恼几乎没有止境。

我感受到现在的年轻人在抑郁症、焦躁、沮丧、不安等方面有所加重。这可能是时代漠视情感之流动、真实、纯粹与珍贵的某种代价。在现实世界中的态度则更趋向于保守、封闭或缺乏斗志。

现在网络上流行的各种信息，对物质、利益、成功学、功利性人际关系、金钱导向的恋爱和婚姻行为的鼓吹，也包括一些加强男女对立的言论，会让人流失对情感或信念的认知。

在我年轻的时候，物质条件并不如现在，所能享用到的事物还比较少。大家有较多注意力是放在阅读书籍、旅行、听音乐、与人真实地来往这些方式上。同时，会去积极地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对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文明、文化、艺术有强烈的兴趣，想去体验和求知。会勇敢地有点轻率地辞去工作，到处奔赴，或单纯只是因为欣赏或喜欢，展开与人之间的关系。但现在这样似乎很难做到。

《新周刊》：三十岁的时候，你前往墨脱。后来还有重游故地吗？如今回想起来，你觉得那是一次怎样的旅行？

庆山：应该不会再重游墨脱。一个与世隔绝的隐藏圣地，与一个已经被开发的旅游点，以及，徒步前往让自己臣服于壮美暴烈的大自然，和坐车抵达走马观花，是不同的两回事。当然，这个发生在2004年的雅鲁藏布峡谷的徒步旅行，是一个重要的生命标注点。被内心的某种声音或热情召唤，独自奔赴，是与某种超越时空的生命记忆或者内心秉持的信念相关。这个旅行加深或者说是强化了灵魂里本来具有的一些特质，让我回忆起自己本该有的样子。

2019年，庆山在香格里拉。（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如今，你每一天的生活大概是怎么过的？最近看什么书？你的人生之书是什么？

庆山：我这些年深居简出，并且精简社交，见人不多。来往的朋友也保留到很少的数量。每天有许多事情要做，花园劳作，读书，工作，整理东西并进行断舍离，运动，徒步。有时去城里看电影，和朋友见面、吃个午餐。有时出门短途旅行，偶尔还是会有一个长途旅行。

六月我在美国旅行了二十一天，旅程跨过五个州，行程经历不同地貌和气候的沙漠、峡谷、平原、旷野、海边。到过小镇，也到了纽约和旧金山。感觉收获很多。写作者还是要保持旅行。

最近我在读一位美国精神病院医生写的个人觉悟的记录，以及一位印度学者写的基督教修行的论文。我的人生之书，我理解为是自己比较喜爱且经常愿意取出来读的书，那也许是《华严经》。我希望自己有空闲的时候能经常读《华严经》。

《新周刊》：你曾说，《素年锦时》的书写是送给刚刚来到人世的小姑娘。那时候的你对女儿有什么期待吗？

庆山：我对她没有什么过高期待，尊重她自己本有的特性和天赋。她其实是艺术型的，有很好的审美，有手工能力，但她也在寻找自己生命真正的动力和走向。我希望她健康、平安、喜悦、自足，做好生命的基础建设，日后能够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服务社会和他人，自利利人。那就最好。

现在我会对她说，作为女性，不管家庭和婚姻如何，有必要学习技能以便日后能够工作。工作是一个燃烧自己的生命的途径。我们只有为他人提供过服务才不负此生。人的生命只有全力燃烧过才不会遗憾。

《新周刊》：在漫长的育儿过程中，你有过比较大的困惑吗？母女之间有过对抗的时候吗？

庆山：我的育儿过程相对来说，麻烦和困惑很少或几乎没有，只有她带来的幸福。以前照顾她过于周到和细致，现在意识到她已成年，需要给她足够多的空间和自由。所以需要建立另外一套与她相处的标准，可能会更偏向朋友般的建议或欣赏，而不是作为母亲所习惯的各种提点和保护。我们之间的价值观或信念也能互通，很少有对抗的时候，除了我不太赞同她吃冰淇淋这类冷食的生活日常细节。但即便是这一点，我也觉得她还是可以有自己的一点小爱好。

养育女儿，填平了庆山很多心里存在过的创伤和匮乏。（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你曾对女儿说，不要太早进入神学、哲学。为什么？

庆山：她已经在阅读一些神学、哲学的书籍，是因为自己的内心有强烈的兴趣和愿望。但我确实建议她可以尝试读几本，而不涉入太深。对于年轻人，需要先经历和体验世间的诸多变幻之相，积累一些内心体验和领悟，然后才有能力真正理解某种古老的思想。否则，一些过于高深的理论可能不太容易在生活中真正得到实行，因为人最需要的其实是体验和体验之后的领悟。

《新周刊》：对于变老这件事，你的感受如何？

庆山：变老在世间貌似是个禁忌话题，如同人不能轻易谈论性、爱、疾病或自己的脆弱。很多人几乎不谈论自己在变老过程中，所经历过的艰辛和沉重，不愿意谈论自己变老，或让别人感受到自己变老。这是人常有的逃避态度。

但书写者从不觉得有任何人类生活的内容是禁忌。我也许会在下一本长篇小说里花一些篇幅谈论人类面对老去的处境和内心。这可能会对一些人产生抚慰和支持，或者让他们对自己的生命更有一种明悟和洞察。

当然，我会想写这样的内容，是因为我自身正在经历老去。我并不觉得老去有什么不好。人的一生，如同春夏秋冬四季，每一个阶段都有其新的面貌，底下深藏生命智慧。我们应该触及到那些艰辛背后的尊严、美感和深刻。人的一生就是要体验不同的阶段和心境，才是完整。那是一种坦然接纳一切发生的豁达、勇气和慈悲。

题图 | 受访者提供

排版 | 王雨璇

运营 | 孙天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