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刘转连被打成贺龙的“黑爪牙”，他很不解：贺老总怎么成了坏人？

1966年“运动”爆发后，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刘转连受到了冲击。在军区的一次干部会上，有人点名说刘转连是贺龙的人，是贺龙在沈阳军区的“黑爪牙”。此后刘转连在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造反派抄了家，造反派还把他从二楼拽了下来，他的腿摔成了骨折。刘转连被送到医院后，造反派也不让家属去看望，他的病还未治好，就被撵出了医院。

1967年4月5日，有关部门宣布刘转连停职反省。刘转连对此很难理解，他说：“我反省什么问题呀？是什么理由啊？搞这么个运动，整那么多老干部为了什么呀？红军时期，我是二方面军六军团的师团干部，贺龙是二方面军的首长，只是正常上下级关系，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交往。再说贺老总不也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帅吗？怎么一下子成了坏人呢？”

此后造反派对刘转连的批斗接连升级，他们还无中生有，说刘转连要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权。刘转连在边境视察工作期间，与苏联人员见面时曾礼节性地打过招呼，组织安排他出面在沈阳接待过苏联远东篮球队等一些正常的工作活动，被说成他“投降苏修”……

有一次，刘转连在挂牌子游街时，造反派按着他的头往牌子上磕，他的头磕出了一条大口子，鲜血直流，后来缝了7针。游街结束后，造反派又批斗、打骂刘转连，让他跪在凳子上交待他与贺龙是什么关系。在一次批斗时，刘转连心脏病发作，心动过速6个小时却没人治疗，险些断送了性命。

在被“专政”的岁月里，刘转连当军区首长时前呼后拥的情势不仅荡然无存，就连原来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像躲避“瘟疫”一样离他远远的，惟恐受到这个军区最大“走资派”的“毒害”和牵连。更不可思议的是，刘转连原来非常信任的一个警卫员，竟然变成了他的仇人，还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刘转连的老伴、1941年参加革命的抗战干部、在辽宁省医药公司工作的李希也没躲过那场灾难，她不仅挨了批斗，还被下放到沟帮子的“五七”干校。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后，软禁在沈阳的刘转连被疏散到辽宁省军区兴城“五七”干校，他在那里一边被监视劳动，一边接受调查、反省。刘转连的日常活动范围不能越过他住的那间小房的“前三米和后三米”，并始终有“专案组”的两个人跟着。刘转连的几个孩子被扔在家里没人管，真是一家人被逼得妻离子散。

刘转连和妻子

在被“打倒”的岁月里，刘转连的身体每况愈下，肺气肿、心脏病、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缠身，加上被“造反派”打的硬伤，他的体重由原来的130多斤下降到只剩90斤。但无论多么困难，刘转连始终坚信党、坚信人民、坚信真理和正义终将战胜谬误和邪恶。

1975年8月，中央军委下达命令，恢复刘转连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刘转连欣然服从组织分配，回到了沈阳。

当时刘转连原来住过的房子已经被别人住上了，入住者见他官复原职，主动要搬出来，他却说：“不必了！”随后住进了比原住房条件差的房子。刘转连家里的东西在“运动”中丢失了，他也知道去向和原因，但他不去索要和索赔，而是本着向前看的原则埋头工作。

后来每当刘转连谈到“运动”中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时，他总是毫不含糊地说：“我们受这一点委屈与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一些老一辈革命家比，算不了什么，不值得放在心上。无论怎么说，没有我们的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一家，就没有我这个苦娃子的今天！”

1992年10月28日，刘转连病逝于广州，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