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王猛少将处理庄则栋问题：他本人也是受害者，应为他谋一条出路

1977年2月，北京国家体委。王猛重新走进办公楼时，面对的不是一摊普通的工作，而是一套被长期冲击、人员分散、秩序混乱的管理系统。有人等着他清理旧账，也有人把目光投向庄则栋，认为这个曾经对王猛发起过“进攻”的人，理应受到严厉惩处。

王猛没有急着表态。他先问了一句：“事情要分清楚，庄则栋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这句话，决定了后来的处理方向。

王猛是军人出身。1920年5月出生于河北盐山县，抗日战争时期投身革命，经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的锤炼，逐步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到1970年，他已担任北京军区副政委。让这样一名将军主持体育工作，并非因为他熟悉球场，而是因为当时的国家体委，需要有人把混乱局面稳住。

1971年“乒乓外交”发生后，国家体委原有领导受到处理。周恩来考虑再三，调王猛进入体委主持工作，还配备姚晓程、于步血、陈培民等干部协助。体育部门事务复杂，既有群众体育，也有竞技训练、科研和国际交往，军队式管理若长期照搬，难免出现隔膜。

王猛到任后，很快看出了症结。他认为，体育工作应由国务院系统领导，不能长期置于军队管理之下。1972年1月，他和姚晓程向叶剑英汇报，随后有关方面推动国家体委恢复由国务院领导，军管人员分批撤回部队。

这项调整并不轻松。有些军管人员不愿离开，甚至说：“我们是中央派来的。”

王猛回答：“现在调你们回去，同样是中央的命令。”

话说得硬，处理却有章法。对抵触最强的人，他反而安排优先撤离，避免他们继续留在原岗位上制造阻力。军队的执行力，在这里被用来结束军管，而不是延长军管。

更让王猛放不下的，是被下放到山西屯留的体委干部。那里有教练、科研人员，也有从事体育工作多年的老同志。王猛到现场看到，他们每天参加繁重劳动，生活条件很差，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回京后，将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追问：“他们在哪里？”

听到“屯留”后，周恩来感叹，这个地方又“屯”又“留”，干部不能就这样被丢在那里。随后，姚晓程带工作组前往屯留，和干部一起过春节，并开展审查、甄别和安置工作。借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筹备之机，大批体委干部陆续回到北京。

王猛还处理了一件容易被忽视的事。军管时期，体育科研机构被撤销，科研人员被遣散，科研楼也改作他用。有人把体育简单理解成“跑跑跳跳”，认为没有必要投入科研。

王猛不认同。他组织恢复体育科研机构，召回原有人员，并拨款添置录像设备。训练成绩不能只靠经验，运动员的技术动作、体能变化和战术选择，都需要科学分析。这个判断，在当时颇有远见。

到1973年底，国家体委的工作逐渐恢复。可是，新的冲突很快出现。1974年初，庄则栋时任国家体委革委会副主任，在复杂政治环境下参与了针对王猛的批评和冲击。王猛承受了很大压力，身体也因此出现问题，住进医院。

同年12月，在有关方面协调下，王猛离开国家体委，前往武汉军区，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对于一名军人而言，这既是工作调动，也带有明显的被迫离开意味。

因此，1977年王猛回到体委后，庄则栋的问题就不能只按“谁整过谁”来处理。有人主张把庄则栋定为敌我矛盾，甚至送进监狱。王猛没有接受这种简单化意见。他认为，庄则栋在乒乓球事业上有贡献，所犯错误有时代和环境因素，本人也并非毫无责任，但不能把全部问题都归结为个人品质。

这里还牵涉一段重要历史。

1971年4月，日本名古屋世乒赛期间，中国运动员乘车前往赛场，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误上中国队班车。庄则栋主动与他交谈，并赠送织锦。第二天，科恩回赠一件运动衫。照片经媒体传播后，引起国际关注。

4月7日，中国方面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随后，美国乒乓球队于同年4月抵达中国，中美之间长期隔绝的局面出现松动。庄则栋的举动，客观上成为这场外交转折中的一个触发点。

王猛处理庄则栋，正是把功过、责任和性质分开来看。最终，庄则栋被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解除监护审查，安排到山西从事乒乓球教练工作。这个决定并不意味着否认错误，而是没有把一个犯过错误的运动员一棍子打死。

王猛重返体委后，继续以军人作风整顿秩序、恢复训练、调配干部。1987年，他再次离开体育系统，转任广州军区政委。2007年6月29日，王猛在广州逝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