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从香港回厦门的火车比上一次快。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把这两天找到的东西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吴老先生还躺在医院里没醒，他家里那份“手抄的名册摘录”不知道是被拿走了还是被藏起来了。我把照片拍了，把签名拍了，但那张摘录本身没有找到。
火车进入福建境内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窗外的山是绿的，田是黄的，偶尔有白鹭从水田里飞起来。我看了一会儿窗外，从包里掏出那个铁盒子，打开盖子，把里面的纸一张一张检查了一遍。执照。薄纸。老郑头的信。断指老人的侨批。港务局的翻拍。蔡南卿的信。裕丰商行老板的日记。林世铭的照片。一共九样东西。
火车到厦门站的时候我走下车，在站台上站了一下，把铁盒子抱在怀里。老郑头临死前说的那句话又在我脑子里响了一遍——“你现在两样都占了。占了线索，也占了身份。”我说不上是占了，还是被占了。总之这两样东西都在身上，甩不掉。
我找了一家邮局，买了一个防水信封，把账册的照片、蔡南卿的信、裕丰商行的日记和那张林世铭的照片复印了一套，装进信封，寄给了老吴律所。信封上只写了他的名字，没写寄件人。然后我给老吴发了一条短信：“寄了些东西给你，收好，别给任何人看。”老吴回了一个字：“好。”
做完这些之后我去了养老院。
三号楼二零三的门锁着，门上贴着“已空置”的白纸。我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一个推着车的护工经过，我拦住她问了问：“原来住这间的那位老先生呢？”
“周振声？”护工停了一下，“他转院了，后来……没回来。”
“没回来是什么意思？”
“在医院没挺过来。走了。”她推着车继续走了。
我站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周振声也走了。那天我跟他说完话，第二天他就“突然不行了”。我早就猜到了，但真的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是站了好几秒没动。我转身下楼，出了养老院大门的时候阳光正好。我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
周振声走了，我手里的东西又重了一分。他是最后一个跟我亲口说过话的知情人。断指老人、何阿土、周振声，三个知道当年事情的人，在这段时间里全部走了。他们说出口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二十句，但每一句都把我往前推了一段路。现在再想问什么已经没人可以问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到那条存了许久的号码——陈阿成，旧金山。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那边传来一个很老的声音，语气沉稳：“Hello？”
“陈老先生，我是沈念祖，厦门那个。林世铭的事。”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下。“你找到什么了？”
“账册找到了。蔡南卿的信找到了。裕丰商行的日记找到了。名册……被人先拿走了。”
“名册被拿走了？”他的声音紧了一下。
“对。被一个穿灰衣服的瘦高个拿走的。您知道他吗？”
那边沉默了很久。“我不知道是谁拿的，但我知道林世铭当年为什么要把名册分开放。他怕的就是被人一锅端。你既然找到了账册和蔡南卿的信，说明你已经走了很远了。”
“我还在走。”
“你什么时候来旧金山？”
“签证办好了。”
“来之前把东西收好。不要带原件，带复印件就行。到了之后给我电话，我到机场接你。”
“好。”
我挂了电话，从台阶上站起来。陈阿成是五个人里唯一还活着的了。林世铭、蔡南卿、黄老板、周振声、陈阿成，五个人，前四个都死在了四十四年前和四十四年后的这段时间里，最后剩了他一个人还在旧金山活着。他是林世铭临死前最信任的人之一，手里有林世铭的亲笔信。
我出了养老院的大门往回走。路边有人卖烤地瓜，我买了一个，拿在手里暖着。阳光晒在后背上，暖洋洋的。走过了两个路口，地瓜吃完了，我把纸皮扔进垃圾桶。然后拿出手机看了一下列车时刻表，明天有到深圳的班次，到了深圳再过海关去香港机场。
离旧金山还有两天的路程。我把手机收好，抬头看了看天。云走得很快，一转眼就不见了。路上有人骑自行车过去，车铃叮铃叮铃地响。我站在路边看着那些骑车的人，看着路边的店铺、行人、树荫。
口袋里是林世铭的一张照片复印件。那个戴着圆框眼镜的瘦高个男人，不知道自己的照片被人夹在旧档案里放了四十四年。但我知道。我知道他长什么样了，我知道他写过什么字，我知道他把东西分成了几份，知道他把命也搭了进去。现在我也搭进去了。我把外套的领子竖起来，往火车站的方向走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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