苛捐杂税猛于虎：官员笔下的大明末世，十万百姓为避税竟投靠女真

万历皇帝发愁宫里钱不够花，皇子大婚、宫殿翻修、灾后重建，桩桩件件都要真金白银，他舍不得动国库，就动了歪心思，往全国各地派太监当矿监税使，打着开矿收税的名头帮自己捞钱。

这些太监哪懂什么开矿，说白了就是奉旨敛财。到了地方指地说有矿，老百姓就得掏钱免灾，折腾得民不聊生。

远在东北的辽东边防重地，也派来了一个叫高淮的太监。朝廷放心不下，又派巡按御史何尔健去实地巡查。何尔健是个实在人，扎扎实实在辽东跑了一年多，走遍了二十五卫、两个州和所有边堡，把所见所闻写成了《按辽御珰疏稿》，把辽东的烂摊子揭了个底朝天。

刚到辽东时，何尔健先去拜会高淮。那时候他还没摸清底下的实情，客客气气跟高淮商量：“矿税既然已经包下去了，就让地方官府去办，你别再派人下乡扰民，大家都省心。”高淮满口答应，还摆酒饯行，表面功夫做得滴水不漏。

可等何尔健真正往基层一走，当场就看傻了——那景象只能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明神宗

辽东是大明的北大门，按理说应该重兵把守、堡垒森严。可实际呢？军事堡垒修得倒是不少，里面的士兵却跑了大半，剩下的全是老弱病残，真要是敌人打过来，根本顶不住。

士兵为啥跑？穷的。

边关士兵每月军饷才四钱银子，连关内蓟镇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就这么点钱，还被各级军官层层扒皮，真正落到手里的也就一两钱。

当兵的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这点钱连自己吃饭都勉强，养家更是天方夜谭。活不下去就借高利贷，利滚利还不上，最后只能丢下军籍跑路。

等何尔健走到辽东中心辽阳，刚一下马就被黑压压的人群围死了，整条街堵得水泄不通。众人一见他，当场号啕大哭，哭声震天响。何尔健赶紧安抚，一问才知道，全是来告高淮的。

明代御史

高淮手下养了一帮爪牙，领头的叫宋希曾、余东翥、李守廉。这帮人勾结地方官，专门盯着城里的商户和富户，张口就要钱，多则上千两，少则几百两。每次上门都带一群打手，挎着刀堵在人家门口，直接把人抓进大牢，一边拷打逼钱，一边逼问城里还有谁家有钱，问出来就接着上门敲诈，跟明抢没两样。

何尔健当即下令抓人审问，余东翥的罪证很快查实。何尔健也没客气，当场下令杖毙。老百姓恨这帮人恨到了骨子里，行刑之后一拥而上，争着抢食其肉，可见被祸害得有多深。

那个李守廉本来是辽阳的指挥，也算朝廷武官，可高淮逼着他交两万两银子，他拿不出来，索性反水跟着坏人一起干，把城里商户、富户甚至普通百姓的名字全列出来，带着人挨家挨户抓人拷打，逼人家掏钱。

高淮捞钱的手段远不止这些。名义上是收矿税，实际上什么来钱干什么。比如他低价从市场收一批好马，转手就高价卖给各卫所军营，一匹马成本才三四两，卖给军营要三四十两。就这一笔买卖，他一次卖两千匹，纯利润就有好几万两。他还开当铺放高利贷，想尽办法盘剥军民。

在这种苛政之下，辽东百姓活不下去了。南边几千户人家被逼得逃进深山海岛，还有的干脆逃去了建州女真那边。被逼得上吊、投井、卖儿卖女、自残身体的，数都数不过来。何尔健看着心酸，把这些惨状画成了《苦民图》，想让皇帝看看民间的真实样子。

明代辽东地图

可想要把实情送到万历手里，都难如登天。高淮早就料到有人会告状，在山海关布了人手，来往行人挨个搜身，连一张纸片都别想带出辽东。

何尔健写好的奏章根本送不出去，最后想了个法子，把奏章藏在马鞍下面的夹层里，才好不容易混过了关卡。

结果万历看完奏章，回复得含糊其辞，既不撤高淮，也不说停矿税。毕竟这钱是进他自己小金库的，他怎么舍得停。

何尔健接着往北去沈阳巡查。一路上看见的行人个个面黄肌瘦、垂头丧气，半人半鬼，看着都揪心。路过一处驿站时，一群衣衫褴褛的老妇人跪在路边号啕大哭，声音凄惨得让人不忍心听。

何尔健赶紧停下来询问，老妇人们哭着说，她们都是边防军户的家属，辽东的地本来就贫瘠，平常交皇粮都费劲，现在除了正项钱粮，又加了矿税，每家要交一二两。

层层加码

这还不算，修城、养马、出车、运粮，各种杂差杂役多如牛毛，地方官随便找个由头就能摊派。富人都被榨穷了，穷人除了跑路没别的活路，再这么下去，只能逃去夷地讨生活。

何尔健心里堵得慌，可他也没实权叫停，只能安慰众人：“皇上也是一时有难处，等内库充盈了，很快就会停矿税。你们再忍忍，安心缴税，别闹出乱子招来祸患。”

可这话老百姓听了太多遍了。跪在地上的老妇人们哭得更凶，说这种“马上就停”的话听了好几年，从来没兑现过，朝廷就是哄着老百姓掏钱。现在家底都掏空了，实在撑不下去，再逼就只能逃去夷地过自在日子。

老百姓说的不是气话。当时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正盯着辽东的人口。他在边境开出大片荒地，招辽东百姓过去耕种，税赋定得很低，头几年甚至免税。

就这么着，辽东百姓一批接一批往建州跑，几年下来逃过去的竟有十万之多。这十万人既能种地产粮，又能补充兵源，努尔哈赤的实力一下子就壮大了。

正中下怀

百姓不光逃去女真那边，还有不少人渡过鸭绿江逃去朝鲜。朝鲜地方官频频上报，说辽民成群结队渡江而来，有的几十人，有的上百人，拖家带口，境况凄惨。

说起来讽刺，朝廷定下的辽东矿税定额，每年才五万二千两。关内经济比辽东好得多的畿南八府，每年税额七万多两，都已经喊着承受不住。

辽东这么苦寒的地方，五万二千两本来就是沉重负担。更要命的是，下面的太监和贪官层层加码，实际从百姓身上刮走的钱，是定额的十倍都不止，大头全进了私人腰包。

何尔健急得连连上书，跟皇帝说：“就算不能全停矿税，求皇上减一点，也算给百姓留条活路。要是实在不能减，就严令下面按定额收，不许额外加派。皇上您富有四海，犯不着盯着这几万两银子。高淮每年进贡的那点东西，跟整个辽东的安危、千万百姓的性命比起来，孰轻孰重？真把百姓逼反了，辽东丢了，损失的可就不止这点钱了。”

除了民生，辽东的军务更是烂到了根里。何尔健到沈阳时，下令第二天在校场阅兵，想看看边军战斗力。结果第二天他带着官员到校场，没看到金戈铁马的阵仗，反倒看到士兵们齐刷刷跪了一地，哭声震天。

万历初年的明军

士兵们哭着说，每月军饷就四钱银子，还被军官和高淮的人克扣，大半年都发不下来，饭都吃不饱，日子过得连叫花子都不如。再没人管，大家就都逃去建州了。士兵们的请愿书，整整写了四十五张纸。

何尔健又惊又怒，一查又是高淮勾结军官贪墨军饷。他处置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军官，可治标不治本。再看军备，城堡大多坍塌，盔甲兵器十件里只有两三件完好，战马全是老弱瘦马，军械朽坏不堪。何尔健这才明白，为什么辽东在边境战事里屡屡战败，就这副鸟样子，怎么可能打胜仗？

何尔健在辽东巡按一年多，前前后后上奏无数次，可万历大多留中不发。高淮不仅没被撤换，反而反咬一口，派人弹劾何尔健贪腐。何尔健眼看自己回天乏术，忧愤交加，索性称病不出。

等他后来再出门，只听见满城都是百姓的哭号声。苛捐杂税、抓丁派差、抄家夺产，种种恶行全是官府所为，百姓有冤无处诉，有苦无处说。何尔健站在街头，满心悲凉，却什么也改变不了。

而高淮的胃口越来越大，1601年他进缴的岁课银才八千二百两，到1602年就涨到了一万八千二百两，再加上矿税银、粮银，一年从辽东刮走近九万两银子。

明之亡实亡于万历

辽东的民生越来越凋敝，边防越来越废弛，就像一座被蛀空的房子，看着还立在那儿，其实轻轻一推，就要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