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与匪】杜培武&杨天勇案 第5章 十昼夜

本文依据公开媒体报道、官方文件及当事人公开发言整理而成，目的在于呈现该事件的时间线和公开记录，文中不涉及对个人或者机构的法律定性，案件事实以权威机关正式文件为准。

1998年4月22日到5月2日,昆明。

三大队给了他一张纸。

纸是《传唤证》，三联，加盖印章，他是J察，传唤证是什么他很清楚，传唤的时限法律规定是十二小时，他明白。传唤证这种东西，这些年里，只见到别人给嫌疑人开过，从每想过自己会收到一张。

他接过去看了一遍，问办案人员："十二小时之后就可以回家了吧？"

办案人说：“你先把情况说清楚，说清楚了就回去，”

他点点头，把那张纸叠起来，放进衣兜里，他觉得，把事情说明白了再回去也好。

他没能回去。

他在戒毒所工作了九年，戒毒所与刑侦队是不同的，戒毒所的人员负责管理戒毒者，即那些自愿或者非自愿来戒毒瘾的人，他们工作是看护、登记、做思想工作，他从来没有办过刑事案件，没有抓过人，也没有审过人。

第一天他们问他，妻子王晓湘的日常习惯、夫妻感情以及4月20日晚上在哪儿，他答得很详细，在值班室里每一件事都说了：几点接班，几点查房，几点登记，几点睡觉。办案人记录下来后又问了一遍，问话的人换了上午和下午两批。上午的人问完，合上本子出去，下午的人进来从头开始再问一遍。到第三遍的时候，他的声音已经有点哑了。

第二天，他们换了种方式，问他是否认识王俊波，问他妻子有没有提起过王俊波，问他妻子和王俊波之间有无交往，他说自己不认识、说妻子没有提过、说不知道，办案人员说：你再想想。

他想了一夜，再也想不出别的了，他确实不认识王俊波，石林县局的副局，跟他一个戒毒所民J，八竿子打不着，王晓湘是通讯处的管设备的人，和石林县局能有什么联系？

夜里他被带到一个房间，一张行军床、一床薄被，窗户钉着铁丝网，外面是走廊，走廊的灯一直亮着，躺在床上睡不着觉，走廊里有人走动，皮鞋踏在水磨石地面上的声音很响，他数着脚步声，数到一百多下脚步声停止，仍然没能睡着。

第三天他们开始问他作案过程。

"4月20日晚上，你在哪？"那人问道。

值班室有值班记录、同事可以作证。

"值班记录，你自己也能填。"

我填什么？那天晚上我真的在值班。

那为什么要把值班记录改成这样？

杜培武愣住了："我没改。"

"你再想想。"

他没有想出来，他没有修改过任何记录，但隐隐地，他感觉那人根本不想听他说什么，他们只想要让他承认，他们问的不是事实，而是他们所希望得到的那个答案。

他开始害怕了。

那种害怕比怕疼、比怕坐牢更深，他发现不管他说什么都会被弯向一个方向，他在值班，他们说记录可以改，他说不认识王俊波，他们说再想想，他说没有S人，他们说再想想。

再想想，三个字就像一把尺子，量着他说的每一句话。

第四天，他问，“我的律师在哪里？我是不是该有一个律师？”

办案人员对他说，你此时只是配合调查的人，不是嫌疑人，不用请律师。

他说："那我什么时候能回去？"

"说清楚了就回去。"

"我说清楚了！"

"你没说清楚！"

那天下午，办案人员带他外出一次。他们开车带他回家一趟，他以为可以见一见家人，可车在他家楼下停下后，办案的人说：“上去拿你的换洗衣服。”母亲在楼上，母亲看到他回来，站起身来问：你回来？他说，妈我回来拿两件衣服。母亲问：吃了没有？他回答吃过了。拿了衣服下楼，上车，母亲站在门口看着他上了J车，没有喊他也没有追出来。他透过车窗看见母亲站在楼梯口，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擦拭着眼睛。

第五天，他开始怀疑自己。他坐在审讯室里反复回忆4月20号晚上的事情，值班室、查房、登记、睡觉，他记得很清楚，每一分钟都在值班室，但又不知道他记下的是不是就是真的？有在某个瞬间离开值班室的可能吗？

没有。他没有。

但他却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办案的人相信这一点。

第六天，办案人员拿出一个本子，在某一页翻找后放在他面前。

这是你妻子的通话记录，办案人员说，4月20日晚上，她给这个号码打了一个电话，你知道这个号码是谁的吗？

他看了一下，号码不认识，他摇了摇头。

王俊波的，办案人说：“你妻子4月20日晚上与王俊波通电话，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道：“不知道，”

你不知道吗？你妻子晚上跟别的男人打电话你不晓得吗？

她工作上的事，我不清楚。

工作？大晚上给副局长打电话，是工作吗？

杜培武没有说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妻子认识王俊波，通话记录就在那里，但其实他并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打电话，他无法理解、不明白。

办案的人说：“你回去好好想想，想清楚了，来找我们，”

他回到那个房间，他在窗边坐下来，看着那扇窗户，窗外有风，风吹着走廊的灯光来回晃动，他想到他的妻子，她还活着的时候，晚上下班回家总要先烧一壶水泡一杯茶，然后坐在沙发上喝，以前他认为是习惯，现在想想那杯茶是他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光。

那天夜里，他将自己已经问过的问题又重新想了一遍，妻子和王俊波通电话的时候，他不知道，妻子晚上外出，他不知道。他这时才意识到，他对妻子的一天了解得很少，她早上几点出门、中午在哪里吃饭、晚上几点回来，他很少问，他认为夫妻之间不用问这些，但现在才明白，不问就什么都不知道。

他把脸埋进手里，坐了很久。

他心想，他妻子去世了，他是她的丈夫，应该是最了解她的人，办案人员拿来的通话记录里没有他认识的号码，他第一次觉得，好像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地了解过王晓湘。

他觉得有一口气堵在胸口出不来，那口气，一半是恨，一半是屈，办案的人一遍遍地问他妻子和王俊波是什么关系，每问一次就像在心里插一根针。他想说他妻子王晓湘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他又说不出来。说了以后，办案的人看着他笑，那种笑让他觉得，自己越是替妻子辩护，自己就越是显得可怜。他甚至想过，如果真是那样会怎样。他不敢再深想下去，一想到这里，他就觉得这几年活的像个笑话。

他恨办案的人，他们把妻子和自己的难堪都摊在桌上，翻来翻去的看，他甚至对自己也恨，最后一晚妻子到底在做什么，自己居然毫无头绪。

他最恨他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他坐在这里，他们提问，他回答，不回答就强迫，连发火的资格都没有，一个嫌疑人是不能有脾气的，他只能把那口气吞下去。

第七天，他病了。

发热、头痛、咽喉干，他躺在行军床上浑身发冷，办案的人给他一包药，一杯水，说吃了药再好好想一想。

他吃了药睡着了几个小时，天黑的时候醒来，才发觉到已经晚上了，他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想着自己的儿子：四岁的儿子在奶奶家，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去陪儿子长大。

他想起了儿子画的画，儿子喜欢用蜡笔画太阳、房子、三个人，爸爸、妈妈和自己，儿子画的人头大身小，四肢为几条直线，儿子画完后总要拿给他看一看，并说一句“爸爸你看”，每次他说画得好，儿子都会笑起来。

他躺在行军床上，闭着眼睛，眼泪从眼角流下来，他没有擦，他很久都没有流过泪了，上一次是妻子出事的时候。

第八天，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要见我的家人。"他说。

不行，办案人员说现在正处于配合调查期间，不能见。

那我的衣服、我的药？他说：“我胃不好，胃药在家里的抽屉里，”

"你要什么，让人给你拿。"

"我自己回去拿，行不行？"

办案的人看了他一眼，你当这是你家？

他不再说话了。

第九天办案人员问他：你想好了吗？

他说："想好了。"

"怎么样？"

"我没S人。"

办案的人看着他没有生气，也没有说话，他只是把笔录合上说，“那就再想想，”

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在值班室，儿子坐在他的旁边，拿着一支蜡笔画画，他的妻子推门进来，说：“我回来了，”他抬头看见妻子站在门口，还是年轻时样子，他刚要站起来，就醒了，走廊里的灯还亮着，风把窗上的铁丝网吹得嗡嗡响，他又默默流出泪来。

第十天上午，办案的人这次带了一个他没见过的人，那个人穿着便服，四十几岁，进门没有坐，站在窗边看了很长时间。

"杜培武，你在戒毒所的时候有没有管理过炝？"

戒毒所里没有炝，他说，"我们不配炝，"

"那你摸过炝没有？"

参加过学校的射击课学习，单位也组织过几次射击训练。

"打的什么炝？"

训练用五4式、七7式。

七7式？那人问，你打七7式打了多少发？

"记不清了。几十发吧。"

那人没有再问，他站在窗边，看着窗外，过了一会儿转身走了，办案人员把杜培武带回房间。

杜培武不知道那人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七7式，但他记住了那个人的眼神，那人看他的眼神就像看一个已经定型的东西。

第十天，传唤期满。

办案人员把那人叫到办公室，给了他一张纸，他说，签个字你就可以走了。

杜培武接过来一看，是一份笔录，是这十天配合调查的笔录，他看了看，之后就签了字。

"我可以回去了？"他问。

办案人员说：“可以了，回去吧，案子还没结束，随时有可能找你，”

他走出了三大队的大门，5月2日，昆明的天很蓝，阳光照在他脸上，眯着眼睛站了一会儿。

他回家了。

家里很安静，儿子房间的门关着，儿子在奶奶家，他坐在客厅里一会站了起来，到厨房里烧水。

水开了，但是没有泡茶，不知道谁要喝泡的茶。

他坐在桌子前面看着壶中冒出热气，看了很久。

1998年时，传唤制度还停留在80年代的水平，法律对传唤时限作出了规定，但是执行起来弹性很大，一张传唤证，最长时间是十二小时，但十二小时到后可以继续谈话，没有律师在场、没有全程录音录像、没有人记录"谈话"几点结束，杜培武不是第一个被谈话谈过十天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他只是当时恰好处于那个位置上。

他觉得清者自清，他的妻子不会背叛他，法律也不会冤枉他，他从口袋里掏出传唤证又看了一遍，然后叠好放回口袋。

他不知道，这十天，只是开始。

5月，办案人员又来了，这一次问的不是关于他的妻子的问题，而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