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法蕴 | 一枚串票还原漕粮征收图景

第06版：绿海周刊·法韵

《检察日报》2026年8月21日

一张淡黄色草纸，竖式长方，纸面上写有纳税名目、纳税人、纳税数额等信息，钤有数方朱红官印。这便是清代百姓缴纳漕粮税银后，官府颁发的完税凭证——版串，民间又称“粮串”“串票”。其功能相当于今天的完税证明，是纳税户完成田赋缴纳的法定凭据。岁月流转，当年的纸质串票大多散毁无存，但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依然留存有两张串票。纸张虽已泛黄脆薄，墨迹却仍清晰可辨，分别记录着无锡人曹增礼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和咸丰三年（1853年）向官府缴纳漕粮的信息。

△清道光二十七年无锡县漕米版串

漕粮是古代通过水路运至京师的税粮，分为征收“本色”（实物）和“折色”（折合银钱）两种，农户完税后由地方政府颁发版串作为凭据。版串通常一式三联，官府、纳税户、经手差役各执一联，三方对验，互为凭证。一张薄纸，漫漶的字迹与暗红的印章，既是漕粮缴纳的实物史料，也是一套浓缩的基层税制。

清代漕粮赋税征收一年分两季，夏季所纳为“上忙银”，秋季所纳为“下忙银”。纳完上忙，官府发给“上限纳照”；纳完下忙，发给“下限纳照”。两张票据齐全，一年的税银账目方算结清。

在中国古代的赋税体系中，漕粮具有特殊地位。在清代，漕粮被视为“天庾正供”，是国家财政运转的命脉。粮与银的运输需求，是大运河持续运转的核心驱动力。在漕粮从田间到京师的漫长链条中，征收、运输、仓储、交兑，每一个环节都需多人经手。经手环节越多，舞弊的机会就越多；运输距离越长，监管的难度就越大。清初至雍正改革前，百姓交粮需要里长、差役、胥吏层层经手，这一过程中随意加码、暗中克扣、浮收勒折的现象屡禁不止。百姓交足的定额粮食，往往被盘剥掉两三成，严重时甚至达到正额的数倍，民众苦不堪言。

清代纳税凭证制度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演进过程。清初沿用明制，实行“易知由单”之法。每届征期之前，官府向各纳税户发出通知单，载明土地类型（田、地、山、荡等）、田亩面积、科则（每亩应征税率）及应缴税额，令其依限完纳，类似于今天的税务事项通知书，称为“由单”。但由单仅是一份通知，并非完税凭证。纳税完毕后，官府仅在内部册籍中勾销，纳税人手中并无任何可以证明已经纳税的单据。这为不法吏役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官吏可以声称册籍未销而再次催征，也可以在朝廷蠲免赋税时隐匿诏令、照旧征收，甚至将已免除的税款私吞。

针对由单“只通知、无凭证”的制度缺陷，顺治年间推出“自封投柜”之法。此法将征收环节与凭证环节分离，纳税人自行称银、自行投柜，柜收与户书（指县衙中负责办理户籍、赋税、钱粮等事务的人员）只管登记发证，不经手现银。由此，征收者与银钱之间被制度性地分隔开来。每届征期，各州县衙门前放置木柜一只，纳税户按易知由单所列款项及税额，自行用天平称准税银，封妥后投入柜中，再领取完税凭证，即版串。“自封投柜”是税收征管方式的一次重要变革，通过这一制度，赋税由民收变为官收，收银与开票分离，从制度设计上压缩了胥吏舞弊的空间。

“自封投柜”让纳粮户有了可以自证完税的凭证，为了进一步加以规范，清代还对版串的形制与联数进行了多次调整。《清史稿·食货志》载：“先是各州县催征用二联串票，官民分执，不肖有司勾结奸胥，以已完作未完，多征作少征，弊窦日滋。至是议行三联串票，一存有司，一付役应比，一付民执照。其后更刊四联串票，一送府，一存根，一给花户，一于完粮时令花户别投一柜以销欠。未几，仍复三联串票之制。”制度的核心思路清晰而务实：将原本隐匿于衙署内部的征税行为，转化为一份由官方出具、纳税人持有、多方存底备查的书面凭证。纳税人纳粮后若遇胥吏重复催征或加收浮费，即可凭此联申辩；上级衙门核查税册，也有存档可对。至此，从“知道交多少”到“银钱不经手”再到“完税有凭证”，税收征管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闭环。

三联串票的法律意义，不仅在于它为纳税人提供了一纸凭证，更在于它将征税权力纳入了书面制度的刚性约束。在仅凭口头告知和内部册籍的年代，征税者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信息优势，纳了多少、该缴多少，全凭其一面之词。三联串票的实施，以法定程序打破了这一信息垄断。每一笔税收有据可查，每一份版串有档可对，舞弊的成本因此大幅提高。这种以“书面形式固定、多份存根对验”的治理逻辑，在今天的法治实践中随处可见。税务发票、合同正本与副本、不动产登记的多方留存等，底层逻辑都与三联串票的制度设计一脉相通。从毛笔书写到电子发票，从纸质存档到云端备份，技术与载体已然更新，但凭证定权、多方互验、以备核查的治理原则始终未变。

更值得留意的，是三联串票制度中蕴含的程序正义理念。它关注的不仅是征收结果是否合规，更是征收过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版串上的每一个字：纳税人姓名、征收年份、纳粮数额、颁票衙门，都不只是一条信息，更是一道法定程序的记录留痕。

这张票据看似普通，不过是官府发给粮户的一纸完税凭证，一字一句、一笔一画地定格了基层社会的赋税秩序、吏治整顿、百姓生活、官府运作。它通过严谨的文书格式、具体的数额记录，真实还原了运河粮税的征收流程与治理逻辑。这张轻薄泛黄的版串，让我们看清了当年的百姓如何交粮、县衙如何收税、国家制度如何落在这片土地上。它曾握在一个普通纳税人手中，是他缴纳皇粮国税后换来的唯一凭证。一纸薄笺，连接着田间地头与国家财政，是一枚确凿的信物。

来源：检察日报 经开区检察院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文字：王丹 张弛

编辑：吴恙

初审：纪思源

复审：孙晓蒙

审签：茆小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