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大跃进的错误，不能都推到毛主席一个人身上

建国初期的“大跃进”运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很多灾难，有不少人都把责任推到毛主席的身上，但邓小平没有同意。

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两个月后，邓小平在审核《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再次对大家说：“我们不要把错误都推到毛主席一个人身上，这不公平。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毛主席的头脑发热吗？我们这些人头脑也发热嘛！当初我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其他常委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嘛！毛主席的错误，我也有份，我是常委，是党的总书记，错误我也有份。”

这就是邓小平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反对有些人把错误都推到毛主席一个人身上，而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当年“大跃进”发生的时代背景，就是大家都急于求成，迫不及待地想要让中国人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这不光是当时人的愿望，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共同的愿望。所以，当毛主席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是非常赞同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实现这种伟大的事业！

据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当毛主席在大会上提出这个目标的时候，现场每次都会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几乎所有人都充满了无限的信心，相信这个伟大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因此，现在有些文章说当年毛主席提出“大跃进”的时候，大家都不同意，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在坚持，其实是不符合历史的，只是在以现代人的成见去看待这件事。

就像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毛主席的头脑发热吗？我们这些人头脑也发热嘛！当初我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其他常委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嘛！”

所以，凡事都不能离开当时的时代背景，不能胜利了就每个人都有功劳，失败了就把责任都推到一个人头上。

黄克诚大将就说过：“在中央来说，只要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事情，如果错了，中央都应该来承担责任。当然，毛主席作为中央主席要负领导的责任。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如果把错误都算到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大家来分担应该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

其实，毛主席本人也并不讳言自己的错误，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就作了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不过，周总理还是作了客观的评价，说：“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

周总理的这段话，其实就说到了“大跃进”出现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下面的人给中央提供的材料有问题，没有遵守毛主席“实事求是”的原则，而是为了自己的政绩，虚报产量，大搞“浮夸风”，结果影响了毛主席的判断，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出现这样的问题，下面的人不但不做自我批评，反而还把责任都推给上面，推给毛主席，到处诉苦说自己身不由己，好像自己成了受害者，这难道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的态度吗？

比如当年的“大炼钢铁”，冶金工业部办公厅主任袁宝华后来就自我检讨过，说：“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后来冶金部的同志坐下来作检讨，我说，大跃进问题，是我们在那里糊弄毛主席。”

所以，“大跃进”出现错误，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多数人都有责任，不能把责任都推到一个人的头上，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参考资料：《邓小平文选》《黄克诚在中央纪委》《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