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青　胡敏捷　戴坤｜百年变局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结构变迁与演进逻辑

摘　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观语境下，中外合作办学的底层架构与运行机制正经历深刻转型。基于1995—2025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数据，引入制度逻辑理论，系统考察其结构变迁的演进轨迹与内在动力。研究发现，以2020年为关键节点，合作办学场域的主导力量由利益驱动的“市场逻辑”转向战略引领的“国家逻辑”。在此牵引下，合作空间版图向“一带一路”拓展；办学层次呈现“基石锚定与高阶审慎”的结构特征；学科专业全面向国家急需领域回归。然而，新旧逻辑的交替衍生出三重挑战：地缘政治冲击诱发跨国信任链受损、宏观战略急需与微观办学能力的系统性失衡，以及市场逻辑惯性导致的监管缺位。未来应重塑韧性多元的全球合作网络、推进办学结构的分层优化、构建数字治理生态，以应对时代变局。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制度逻辑理论；结构变迁；高等教育国际化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版图中，“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常被并置讨论，但二者的治理逻辑、资源禀赋及政策约束存在明显差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以下简称《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规定，合作办学机构（含独立法人与非独立法人）具有设立标准严、提交材料多、退出成本高的特征。而项目类合作多依附母体高校的特定专业，无需新增法人实体，审批环节简化，周期短且弹性大。正因这种高度的灵活性，合作办学项目对外部环境变动（如政治政策环境）及内部资源配置（如经费收缩）极其敏感，能更直接、及时映射宏观国际关系与微观办学实践之间的运行张力。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7月，已有73个本科项目终止，3个项目完全退出，5个研究生项目停止招生。这表面上是办学主体应对生源与质量规训的微观决策，实则是合作办学系统在外部地缘挤压与内部结构性张力下的深层制度调适。

2020年不仅是百年变局之元年，更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底层逻辑发生深刻转型的转折点。尽管这种骤增的外部不确定性对传统国际合作网络与信任基础造成了冲击，但合作办学并未停滞，而是在调适中迎来了核心驱动力的历史性转换。2020—2025年间，新获批项目达367个（其中对美项目87个，规模居首），在一批旧项目黯然退场的同时，更多新项目破土而出，展现出强劲的韧性与新旧更替态势。这种深层变迁源于国家顶层设计的战略牵引。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宏观政策经历了一条清晰的升级轨迹：从2003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基础性鼓励，到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的区域导向，再到近年《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政策演进表明，合作办学的重心正加速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拢，告别粗放扩张，全面确立“国家逻辑”的主导地位。

回顾已有文献，学界对中外合作办学探讨主要侧重于中微观实践层面的具体办学困境或宏观政策演进与大国博弈视角。对标高质量教育对外开放新要求，现有研究仍存在拓展空间：一是在研究对象上高度聚焦合作办学机构，较少系统考察基数庞大、运行灵活的合作办学项目；二是多局限于共时性的现状描述或政策解读，鲜有基于长周期数据历时性透视及深层制度逻辑分析。

鉴于此，本研究引入制度逻辑理论，基于1995—2025年的项目数据，以2020年为关键时间轴，系统探究以下问题：在长时段的历史演进中，合作办学项目在空间网络、办学层级与学科专业三维度遵循着何种结构变迁轨迹？新旧逻辑的交替又暴露出何种深层张力？本研究力图通过长周期、多维度数据透视厘清结构转型的底层逻辑，为变局之下推进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提供学理支撑。

二、研究设计

（一）制度逻辑理论

制度逻辑被定义为一种社会建构的、包含文化象征与物质实践（包括假设、价值观和信念）的历史模式。该理论主张，外部环境的剧变会引发场域内主导逻辑的动态更替与演进。同一组织场域内常交织着多种兼容或冲突的制度逻辑，它们通过整合宏观结构与主体能动性，共同形塑组织的日常运作与战略决策。

高等教育治理正是多重制度逻辑交叉重叠的典型地带。具体而言，高校在办学实践中往往同时面临着双重力量的博弈与规训：一方是以资源获取、生存竞争和效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市场逻辑”；另一方是以国家利益、公共服务和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国家逻辑”。两者的博弈、冲突与消长构成了驱动合作办学演进的核心动力源。

（二）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理论，本研究构建了“环境冲击-逻辑更替-结构转型与主体响应”的分析框架。在宏观结构层面，将“逻辑更替”具象化为空间版图、办学层级与学科专业三个维度的动态演进，以剖析百年变局冲击下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的主导权易位；在微观实践层面，引入“主体响应策略”视角，深度解析新旧逻辑交替、多重制度规训下，办学主体出于趋利避害本能所衍生的深层现实张力。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源自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平台（采集截至2025年7月）。在数据处理阶段，依据《中外合作办学停办机构及项目名单》，将已终止、停招和完全退出的项目单独剥离建库，用于动态比对分析；最终筛选出1260个正常运行的项目，构建涵盖1995—2025年长周期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与多维交互分类，以最客观的数据切片呈现总体办学格局的历史变迁轨迹。

为将抽象的“制度逻辑”转化为可测量的实证指标，本研究对数据库核心变量进行严格界定。在“优质院校”标准测度上，中方主体严格依据中央部属高校及研究生院或“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满足其一即视为“优质院校”；鉴于全球高教体系的异质性，外方主体采用多维判定矩阵，满足以下其一即视为“优质”：一是位列2026年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前1000名（国内入围该区间的58所大学均属于原“211工程”及相关重点建设高校行列，有力印证了该标准与国内优质高教资源的等效性）；二是属于所在国具有典型代表性的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三是拥有AACSB、EQUIS、AMBA等国际权威专业机构认证的商学院；四是在所在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享有“精英学院”（如法国Grandes Écoles）等特殊高声誉定位；五是在特定专业领域稳居所在国前5名。

在学科与专业属性方面，采取“门类全覆盖、专业限本科”的统计策略。将直接服务于国家核心技术突破与新兴产业的理、工、农、医界定为“战略急需型理工学科”；将受早期市场招生驱动影响较大的经、管、文、艺等界定为“传统人文经管类学科”。鉴于硕博研究生项目未统一标注中方专业代码，本研究严格对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4年）》，仅对数据更为完备的本科层次项目进行专业映射，以剖析学科布局战略回归趋势。在地缘空间属性方面，依据官方公布的国别名单，对项目外方所在国别进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传统欧美英语圈国家”等标签化编码，以清晰测度地缘政治博弈下合作版图的空间逻辑演进。

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多维结构的演进轨迹

数据显示，1995年以来，我国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数量稳步增长，（见图1）2010年后增速尤为显著。全国正常运行的合作项目共计1 260个。从历史序列来看，1995—1999年为缓慢起步期（1995年仅6项）；2000—2009年呈波动式增长，年均新增不足10项；2010—2019年步入扩张高峰期，项目总数从173项激增至898项，年度新增规模跃至50~120项；2020年后虽受疫情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双重冲击，但年均增长仍维持48~85项的高位区间。这种逆境中表现出的规模韧性，不仅映射出国家开放政策与社会教育需求的强大底盘，更折射出在外部冲击下，支撑合作办学持续运转的深层驱动机制必然正在经历一场实质性的重构。

（一）空间维度：从“欧美依附”向“多元协同”的版图重构

地理分布上看，1260个项目的外方合作高校虽遍布39个国家，但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地缘格局。（见图2）欧洲与美洲分别以622项（占49.4%）和369项（占29.3%）占绝对主导地位，而亚洲（132项，占比10.5%）与大洋洲（137项，占10.9%）则处于相对边缘位置。这种高度集中的空间分布，深刻反映了在早期市场逻辑驱动下，办学主体出于招生效益和声誉获取的考虑，对西方传统发达国家教育资源的追逐与依附。

然而，自2020年起，该演进轨迹开始出现历史性偏转。2020—2025年累计新增362个项目覆盖全球四大洲31个国家。对比1995—2019年数据可以发现，（见表1）受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直接波及，原有合作头部阵营出现了明显的位次震荡与局部迭代。尽管美国（87项，占24.0%）与英国（33项，占9.1%）依然维持较强规模惯性，但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爱尔兰等传统英语圈国家因增量不足跌出前十；与此同时，俄罗斯以新增40个项目（占11.0%）位居前列，意大利（31项，占8.6%）和韩国（26项，占7.2%）稳居前五。在区域层面上，瑞典和丹麦增量陷入停滞，而中亚（哈萨克斯坦）和南美洲（巴西）等新兴区域则实现历史性零的突破，有力印证了外部政治安全审查对跨国学术网络带来的直接挤压效应。

更具战略标志意义的是，面对国际局势波动，国家逻辑开始强力介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成为我国对冲地缘风险、实现合作网络结构性扩容的核心增量。（见表1）一方面，原有节点国家合作规模爆发：乌克兰、马来西亚的项目数从变局前的1项分别激增至8项和7项，跻身前12位，泰国亦实现翻番式跃升。另一方面，合作网络加速向新兴经济体延展：匈牙利（6项）、希腊（3项）、哈萨克斯坦（2项）、巴西、保加利亚、立陶宛等，以补缺式新成员的身份实质性嵌入我国合作版图。这种从“欧美依附”向“多元协同”的空间转向，标志着我国合作办学正紧密契合国家对外战略大局进行结构调试，加速构建起抗风险、强韧性的全球教育对外开放新空间。

（二）层级维度：兼顾基石锚定与高阶审慎的结构优化

办学层次上，我国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呈现出以本科层次为绝对主体的稳健格局。数据显示，在我国现存的项目总量中，本科项目共1065个，涉及33个国家，而研究生项目仅195个（硕士175个，博士20个），涉及28个国家。从国家分布看，（见图3）这一“本科锚定”的特征在不同国家的合作实践中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美国以256个本科项目和53个研究生项目稳居首位；英国呈现出显著的“本科主导”特征，其本科项目高达190个，但研究生项目仅19个；法国在本科（27个）与研究生（26个）层面结构最为均衡；而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大多专注于本科项目合作，研究生层面合作规模明显偏小。这种层次分布差异，反映了外方合作国自身的高等教育资源禀赋与输出策略。

从时间序列看，项目规模扩张长期依赖本科层次的拉动。如图4所示，近30年项目总量增长曲线与本科项目轨迹高度重合。1995—2025年本科项目年均净增约34.4项，累计增幅远超其他层次。相比之下，研究生层次年增量始终在0~18项之间窄幅波动，年均净增仅6.3项，增幅约为本科的1/5。分阶段考察其增长贡献率发现，研究生项目长期（1995—2025年）增长贡献率均值为20.34%，在2020年变局前（1995—2019年）曾达22.18%，而进入2020—2025年的变局加速期后，该指标骤降至12.65%，显著低于历史均值，收敛与放缓态势明显。

在制度逻辑视域下，这种“本科稳健托底、研究生增量收敛”的层级分化，并非简单的市场遇冷，而是国家高等教育质量监管体系对早期市场化盲目扩张进行强力规训的结果，体现了“基石锚定与高阶审慎”的制度调适。长期以来，本科项目作为基本盘，承担引进海外优质资源、夯实高教国际化基础的职能。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高层次拔尖人才培养的战略属性日益凸显。因此，高阶办学维度的审慎收敛，标志着我国合作办学已从盲目追求规模红利，理性回归至构筑质量防御线。

（三）学科维度：从“市场驱动”向“国家引领”的战略回归

学科设置上，中外合作办学横跨11个学科门类，但历史底盘的分布高度倾斜。（见图5）排名前三的工学（540项，42.9%）、管理学（225项，17.9%）和艺术学（140项，11.1%），三者共占71.9 %，呈“三足鼎立”的集中化态势。相比之下，医学（4.7%）、教育学（4.2%）、文学（3.2%）、农学（2.1%）、法学（1.3%）和历史学（0.2%）占比均不足5 %。这种高度倾斜的学科格局，不仅反映了跨国知识转移的壁垒差异，更为后续的专业结构重组奠定了历史起点。

通过动态对比显示，（见图6）办学学科生态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动能转换。相比1995—2019年，2020—2025年新增项目学科布局呈现“战略急需型理工类扩张、传统人文经管类收缩”的强烈态势。工学持续独占鳌头，新增占比达48.3%（175项，较前一阶段增长近8个百分点）；理学（35项，占比由3.9%跃升至9.7%），教育学（24项，由3.2%翻番至6.6%）和医学（18项，由4.6%增至5.0%）均实现显著增长。管理学则由22.3%降至6.9%，经济学由8.4%降至3.6%，收缩明显。这表明，在严格审批把关与导向规训下，早期以“办学成本最小化”为特征的传统市场逻辑正加速退场，制度场域内的主导力量已发生实质性结构转移。

本研究进一步透视本科层次具体专业三阶段演进轨迹，（见图7、表2）这种从“市场驱动”向“国家引领”回归的路径更清晰。在第一阶段探索期（1995—2009年），受单一市场逻辑驱动，办学主体多倾向于低成本、低门槛的软科学科，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等专业位居前列，同质化倾向严重。第二阶段（2010—2019年），随着国家政策显性调控介入，传统商科占比下滑，而契合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方向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专业稳居前十。第三阶段（2020年至今），在百年变局与“新工科”建设叠加共振下，国家逻辑已深度主导专业设置的演进方向。2020年以来新增的本科项目中，计算机类、设计学类和机械类分别以42项、31项和28项遥遥领先，且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软件工程等前沿专业首次强势跻身前列。这一历史性的位次更迭表明，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设置已加速剥离早期的“成本导向”，全面转向服务国家突破“卡脖子”技术与发展数字经济的“国家需求导向”。

（四）效能维度：国家逻辑主导下的内涵式发展印证

宏观层面从市场逻辑向国家逻辑的主导权更替，在部分优质主体的微观实践中已转化为显著的办学效能，引领中外合作办学整体迈出了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的实质性步伐。

办学资源上，多所高校质量自评报告显示，合作平台系统优化了师资、课程与专业标准。师资队伍通过跨国进修与深层教研互动实现能力再造，如北京邮电大学借此为本土双语教学构筑了核心力量。课程建设则打破法定底线，走向深层本土化，如北京理工大学通过联合开发专业基础课，重塑外方学位课程体系。随着底层要素的夯实，北京邮电大学与浙江师范大学的相关专业先后斩获英国工程技术学会（The Institution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ET）等国际顶级认证，学科的全球竞争力显著提升。

科研与人才培养上，内涵建设驱动了教育质量的全面增值。高阶平台科研实力显著跃升：华中师范大学相关硕士项目获批多项省部级课题；丽水学院护理学本科项目亦产出多项国家级成果并反哺地方服务。同时，嵌入式培养体系赋予学生极强的实践创新力。中国农业大学通过核心课程嵌入外方形成性评价，构建了全球胜任力提升闭环；北京化工大学等高校本科生频频发表核心期刊并斩获国家专利，使“国际化素养”沉淀为服务国家科技创新的硬核学术竞争力。

就业与深造上，优质项目落实率普遍领跑同类水平。高水平大学的精英培养优势明显，北京理工大学会计学项目连续三年就业率超过96%、深造率逾六成，大量毕业生挺进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及国有银行等。北京化工大学工业设计项目就业落实率达100%。同时，地方高校如广西医科大学与湖州师范学院等紧贴区域需求的项目，就业率亦连年远超地区平均线，实现“本土扎根”与“出国深造”双轨并行。这些先行者的实践效能有力确证了只有顺应国家逻辑的主导方向，深化全要素内涵式建设，中外合作办学才能跨越粗放的发展惯性，成为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高质量引擎。

四、新旧逻辑交替下合作办学面临的现实挑战

然而，制度的变迁绝非一蹴而就。当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意志与急剧演变的外部地缘政治环境相叠加，尚未褪去市场生存惯性的微观办学主体在被动适应中，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外部合作受阻与内部战略规训的双重夹击，系统内部由此衍生出以下三重深层挑战。

（一）外部环境挑战：地缘政治冲击导致合作信任链受损

近年来，西方各国对华学术合作政策由观望与含蓄博弈转向显性收紧。这一趋势在2019年欧盟发布的《欧中战略展望》中初露端倪，该文件首次将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标志着其对华教育与科技政策由早期的“全面接触”向“去风险化合作”发生实质转向。此后，多国相继拔高跨国学术合作中的审查标尺。如，荷兰的《荷兰—中国：一种新的平衡》（2019）、芬兰的《与中国开展学术合作的建议》（2021）、加拿大的《国家安全研究合作指南》（2023），再到德国的《现实地开展对华学术合作》（2024），均明确将学术自主、研究安全与数据合规作为开展涉华学术交流的硬性前提。

美国的政策收紧态势与对华“学术脱钩”的意图尤为显著。其2022年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不仅设立了极其严格的对涉华资金披露义务，更首次将高校技术合作纳入联邦出口管制审查框架，大幅推高了跨国办学的政策风险。随后，《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要求彻查所谓“支持中国军方”的中国高校，正式将学术机构置于大国竞争的安全审查之下。2024年9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发布报告，直接指责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帮中国培养人才”。在持续的政治施压与舆论渲染下，美方高校的对华合作意愿出现系统性下降，国内多所顶尖高校的中美合作项目陷入停招或缩招困境便是明证。2025年9月，该委员会发布的后续报告《身在合营，心向谁属？》更是对尚未切断对华合作的美方高校展开了新一轮的点名与施压。

这些政策的叠加，使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陷入了需求扩张与风险管控之间的现实拉锯，标志着过去30年中西方学术合作高度依赖的“开放共享范式”，正在遭遇西方国家以“去风险化”为名的泛安全化战略的强行切割与挤压。在激烈的跨国制度张力下，原本稳固的学术互信基础被严重侵蚀，导致支撑合作办学的国际信任链条面临受损与局部断裂的严峻挑战。

（二）内部供需挑战：国家战略急需与主体办学能力失衡

宏观顶层设计已全面转向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亟需高质量拔尖创新人才供给。然而，在微观执行层面，大量地方院校依然深陷传统的市场逻辑，视合作办学为获取资源、盲目升格的跳板。这种宏观战略规训与微观市场惯性之间的撕裂，导致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严重滞后，引发系统性的结构错配。

首要表现为优质办学主体参与度持续偏低。据统计，（见表3）在现存1260个正常运行的项目中，中方主体为优质院校的合作项目仅372项（29.52%），超七成由地方院校、民办高校或独立学院主导；外方虽有45.95%为优质院校，但仍有54.05%的合作院校在国际主流评价体系中属于一般高校。这表明，合作办学现阶段多被普通院校用以弥补资源短板或积攒声誉，尚未真正成为我国高水平大学推进国际化核心战略支点。从时间序列看，主体整体质量下滑趋势明显。2020—2025年，中方优质院校参与占比由前期（1995—2019年）的32.18%跌至22.92%；同期，外方优质院校占比亦从49.22%锐减至37.85%。

其次，办学层次也因“趋低化”的市场偏好而受到挤压。本科项目规模的持续下沉与扩张，进一步稀释了研究生高阶项目的比重。数据显示，2020—2025年本科项目占比由前期的84.18%微升至85.36%，而研究生项目则从15.81%跌至14.64%。在项目质量方面，本科项目的中外双方优质主体占比分别下降7.89%和11.74%。而理应承载高端人才培养使命的研究生项目则陷入了“量质齐跌”的困境——规模萎缩了1.17%，中外优质主体参与度更是分别锐减了13.09%和6.47%。

总体上看，优质院校参与动力衰减与高层次项目供给乏力，致使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深陷“强强联手”稀缺的结构性困境之中。在建设“教育强国”的宏观背景下，当前以中低层次院校为主体、以本科学历补偿为导向的办学结构，远远难以承载国家对高精尖人才培养的急迫需求，高水平合作办学战略潜能仍被严重压抑。

（三）宏观治理挑战：制度解耦下的信息“快闪”与监管缺位

信息公开是保障办学质量与社会监督的基石。然而，面对国家层面日益严密的质量监管体系，部分办学主体出于根深蒂固的市场生存本能，采取了典型的制度解耦防御策略。为规避潜在的声誉损耗与招生风险，高校在落实信息公开政策时表现出强烈的趋利避害本能，衍生出一种表面合规却实质封闭的“快闪式”披露现象。一方面，公示制度缺乏刚性约束。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的通知》虽要求公示办学报告，但未硬性规定期限与形式。高校普遍采取了规避性操作——仅发布指向官方平台的临时链接，限制下载或留存，期满即撤，网络痕迹归零。项目年报等核心数据窗口极短，外部利益相关者易错过，致使社会监督机制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公开内容缺乏细化与可验证性。针对外方师资投入、毕业生去向、财务收支等关键信息，办学主体多采用“师资充足”，“就业率高”，“财务正常，分配合理”等模糊性表述，甚至避而不谈。这种象征性执行源于高校防范暴露短板（如外方师资实质性参与弱）的避险心理，而部分主管部门出于舆情考虑，亦缺乏强制建立长效数据公开机制的力度。这种多方博弈下的妥协，使质量监管长期陷于信息不对称的“灰色地带”，极大削弱了国家宏观治理的效能。

五、高质量教育对外开放的优化策略

面对百年变局的外部冲击与系统内部多重制度逻辑的剧烈摩擦，中外合作办学的治理不能仅停留在被动的问题修补，而应通过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引导微观办学主体突破生存导向的市场逻辑，向服务大局的国家逻辑靠拢，推动教育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一）优化空间布局：构建韧性多元的全球合作网络

在复杂的地缘政治与科技竞争压力下，中外合作办学需逐步改变欧美依附式的单一布局，增强制度韧性与空间弹性。一是拓展合作伙伴地理版图。在稳固优质欧美项目基础上，以国家战略为牵引，稳步推进与“一带一路”、亚太地区及新兴经济体高校合作，分散单一地缘风险。二是挖掘多元合作空间。在深耕传统欧美公立大学同时，对接优质私立大学与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利用其制度弹性丰富办学模式。三是激活核心关系网络潜能。Wilkins指出，核心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在跨国办学合作中有决定性影响。项目合作更是如此。宏观信任面临挑战下更应重视院系负责人、学术带头人及海外校友等“关键少数”的纽带作用，以学者间扎实专业合作跨越宏观政策壁垒。四是深植开放共享的学术文化。通过共建数字资源库、联合研讨等学术互动，增强文化黏性，构筑稳固的教育合作纽带。

（二）强化供需适配：推动分层优化的办学结构转型

针对国家战略急需与办学主体市场惯性之间的结构性错配，应推动主体与项目的“双向优化”。一方面，完善合作主体准入与匹配机制，形成“强强联合”与“战略互补”双轨格局。引导中方高水平大学对接世界一流大学，打造核心技术突破的标杆；引导地方高校跳出单一学历补偿与办学升格导向，精准引进外方高水平应用技术资源，以补齐区域产业短板。另一方面，构建分层分类的项目适配生态，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立足自身办学定位，探索差异化国际合作路径：研究型高校应聚焦高层次的硕博项目，强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国际高水平科研协同；应用型大学则应将重心锚定产业紧缺领域，与外方共建产教融合的课程体系。通过将区域经济需求与国家产业链布局深度嵌入项目设计，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效能的全链条增值。

（三）深化透明共治：塑造效能导向的数字治理生态

为破解办学主体在信息公开上的防御性策略，政府需以透明共治的数字生态有效化解制度解耦困境，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质量监督。在强化制度刚性约束方面，教育部门应从规章层面消除信息公开的模糊地带，阻断高校象征性执行。通过法规明确年度报告公示期限、固定载体与统一格式。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披露框架，将外方师资到岗率、核心课程引进比例、真实就业去向、生均成本等关键指标列入“必填项”，压缩避重就轻的操作空间。在构建外部监督网络方面，政府应向社会专业力量合理让渡评价权限，培育第三方机构（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等），定期发布“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蓝皮书”，并借鉴美国大学生学习投入调查（NSSE）等成熟项目运行机制，常态化推广优秀办学案例。通过刚柔并济推动信息管理由“被动合规”转向“透明共建”，倒逼办学主体主动性竞优，为教育对外开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王小青，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访问学者；胡敏捷，通讯作者，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副教授；戴坤，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