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蒙受委屈后，有人劝马海德离开中国，他坚定表示：我不走，我是中国人！

1988年6月，北戴河返回北京的列车上，马海德已经虚弱得几乎无法进食。火车停站后，儿子周幼马把他抱下车，才发现父亲“轻得很”。谁也没有想到，这位长期与麻风病作斗争的老人，生命已经走到了最后一年。

病痛没有让他停下。那次去北戴海参加麻风病防治外援计划座谈会，马海德身体状况很差，连水也喝不进去。有人劝他别去了，他只说：“哪怕要爬着去，我也要参加。”

这不是一句临时起意的话。几十年来，他把麻风病防治当成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即使在最受委屈的日子里，他惦记的也不是个人处境，而是那些被疾病和社会偏见同时困住的患者。

马海德原名沙菲克·乔治·海德姆，1910年9月26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父母是来自黎巴嫩的阿拉伯移民。1933年，他在瑞士日内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随后与两名同学来到上海，原本是为了考察中国的东方热带病。

三个人在上海九江路合租房屋，开办诊所。诊所生意并不理想，两名同学很快离开了中国，马海德却留了下来。有意思的是，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不是诊所，而是他在上海结识的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

1934年，经两人介绍，马海德认识了宋庆龄。宋庆龄注意到，这个年轻医生并不满足于在城市里看诊，他更关心普通百姓缺医少药的困境。1936年，在宋庆龄推荐下，马海德与埃德加·斯诺一同前往陕北。

陕北的条件十分艰苦，医疗设备更谈不上齐全。可对马海德而言，那里有一种上海诊所无法提供的踏实感。他在保安见到毛泽东后，开始调查红军和当地群众的卫生状况，并把所见所闻整理成报告。

报告得到重视后，马海德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顾问。1937年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参与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深入部队和乡村开展医疗工作，也逐渐有了一个更便于中国人称呼的名字——马海德。

这个名字并非简单的中文称谓。它代表了他与这片土地越来越深的联系。延安时期，他患过胃溃疡，生活也并不宽裕，却仍坚持为军民治病。他后来与周苏菲结婚，儿子周幼马随母姓，“幼马”二字，也成为家庭生活留下的一处细节。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马海德一家来到北京。有关方面曾为他们安排条件较好的日式小楼，他没有接受，转而选择后海附近一处较为简朴的四合院。在他看来，自己既然把中国当成归宿，就不该把自己置于普通中国人之外。

1950年，经周恩来批准，马海德正式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取得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担任卫生部门顾问期间，他还拒绝了专门面向外国专家的高额补贴，说：“我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专家。”

也正因为这层身份，1966年后遭遇的冲击才格外沉重。马海德被怀疑与外国间谍有关，家中的英文信件、资料等被带走，生活受到监视，电话也疑遭窃听。连他亲自推动建立的麻风病研究和防治工作，也受到牵连。

防治队伍被解散后，他被调往北京阜外医院，主要从事普通皮肤病门诊工作。不能再直接参与麻风病防治，对他打击很大。那段时间，有朋友劝他带着妻子和孩子离开中国，回美国去。

马海德听后十分诧异：“我爱这个国家，也爱这里的人民，为什么要走？”朋友提醒他：“你爱中国，可中国未必爱你。”他当即反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真正了解我的人爱我，这就够了。”

这番话不是为了逞强。马海德清楚，自己受到的是特殊时期的错误冲击，并不能等同于整个国家和人民。更重要的是，他的事业、家庭和信仰都已经扎根中国，离开并不能解决他真正关心的问题。

1976年，马海德被查出前列腺癌。此前，他的胃已经切除了四分之三，身体状况并不好。可得知病情后，他没有把精力放在悲观上，而是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麻风病防治工作逐步恢复。马海德重新投入其中，走访全国各地麻风村，为患者诊治，推动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也努力争取国际援助。他常年奔波，往往一到地方就直接进村，很少顾及自己的病情。

1988年，马海德已经78岁。去北戴河参加会议时，他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回到北京后，他还对朋友说，再给他两年时间，就能把麻风病防治工作推进得更好。

10月3日，马海德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临终前几个月，他曾从国外争取到一笔用于麻风病患者治疗的经费。弥留之际，他把支票交给妻子周苏菲，叮嘱道：“这是给麻风病人治病的钱，来得不容易，一定要管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