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81年秋，北京东郊一套两居室里，陈伯达听到老萧带来的消息：周扬提出，想以老朋友的身份见他一面。这个消息来得突然，连陈伯达自己也愣了片刻。
此时的两人，处境已相差甚远。周扬仍在文学和文化工作领域任职，陈伯达则刚刚结束特别法庭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随后获准保外就医，住进北京东郊一处住宅。
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从石家庄调到北京，带着妻儿照料父亲。住宅对门住着一名公安人员，大家称他为“老萧”。陈伯达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来往者很少，昔日熟人更是多半保持距离。
周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见面？这并不是两人私交深厚的结果。早在1937年，两人在上海相识，后来又先后到延安工作，彼此都从事过文学、宣传方面的事务。但新中国成立后，两人的工作轨迹并不完全重合，往来并不算频繁。
周扬看重的，更多是陈伯达的文字才能。陈伯达晚年身体不好，处境尴尬，却仍在写文章。有人把他的情况告诉周扬后，周扬认为，政治上的问题与文学上的文章不能简单混为一谈。这个判断，在当时并不轻松。
陈伯达听到消息后，先找到老萧询问。老萧说：“还要请示。”第二天，批准会面的答复传了回来。两人没有在东郊见面，而是决定把陈伯达接到周扬居住的地方。
那天傍晚，一辆小汽车停在楼下。陈晓农原本想陪父亲同去，却被告知不能参加。车子大约在18时20分抵达，晚间19时左右，陈伯达被接到西单附近安儿胡同一带的周扬住处。
这次会面持续了近四个小时。陈晓农后来回忆，父亲深夜回家时，神情明显兴奋。两位老人多年未见，谈话并没有围绕职务和是非展开，而是回忆延安时期的旧事，讨论文学写作，也谈到各自熟悉的文化界人物。
周扬的住处据说是黄炎培旧宅的一部分，谈话地点在会客室。公安人员在别处等候，没有介入两人的交谈，现场主要有周扬夫妇、秘书和两位老人。这样的安排，也让这次会面少了几分公事色彩。
谈到文章时，陈伯达问：“我写的几篇文学文章，您看过吗？”周扬回答：“还没有看到。”陈伯达于是提出，希望把文章送来，只请对方从文学角度看看。周扬没有当场许诺，却记住了这件事。
文章后来真的送到了周扬手中。其中一篇《求知难》引起了他的注意。七十年代曾多次批评过陈伯达的黎澎，也在周扬家中读到这篇文章，并认为文章本身有发表价值。经过周扬同意，黎澎借走稿件，随后将它转交给《读书》杂志。
1982年，《求知难》刊登在《读书》第十期，署名使用的是陈伯达的笔名“纪训”。对于一个仍在服刑期、又长期被公众视为禁忌人物的老人来说，这不只是一篇文章重新见刊，更意味着他的文字能力仍有人愿意单独评价。
有意思的是，陈伯达起初并不知道文章如何发表。那年11月，两位老朋友到他家，其中一人从公文包里取出杂志递给他。陈伯达看到自己的文章时十分意外，直到后来朋友再次来访，才知道周扬曾认真看过稿件，黎澎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两人的第二次会面最终没有实现。1983年9月，陈伯达因病住院；等他出院，周扬又病倒了。1984年秋，陈伯达再次住进卫戍区292医院，而周扬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常常处于昏迷状态。两位老人约好的重逢，就这样被疾病截断。
1989年7月31日，周扬病逝，终年81岁。陈伯达听到消息后写下一副挽联：“创延安鲁艺，育一代桃李。”由于身份原因，他没有署本名，而是以“仲晦”为名，托人送给周扬家属。
一个多月后，9月20日中午，陈伯达因突发心肌梗死去世，终年85岁。两位早年相识于上海、又曾在延安共事的老人，最终在同一年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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