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美国作家斯诺查出患癌，申请回美国治疗被拒，毛主席：接他到中国来

1972年1月23日，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从秘书口中得知埃德加·斯诺病重的消息。这个曾经穿过红军军装、把陕北见闻写给西方读者的美国记者，此时已被癌症拖入生命末期。

秘书汇报得很详细：斯诺希望回美国治病，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有关方面的限制，他的愿望没有实现。毛泽东听完后神情凝重，随即让人请周恩来前来商议。

斯诺不是普通的外国记者。

1928年，23岁的斯诺来到中国。那时的中国局势复杂，城市与乡村、军阀与政党、战争与民生交织在一起。斯诺最初只是想了解这个东方国家，后来却逐渐把自己的职业目光投向了中国革命。

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是1936年的陕北之行。

在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斯诺冲破国民党当局的封锁，进入陕甘宁边区。那是一个外界很难抵达的地方，红军的真实状况，也被各种宣传故意遮蔽。斯诺带着照相机、笔记本和一名翻译，开始了持续数月的采访。

他见到了红军战士，也见到了普通百姓；听到了长征中的战斗经历，还观察了边区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情况。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直接交谈的机会。

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并不局限于战场。他们谈红军的来路，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谈中国的外交处境，也谈毛泽东个人的成长经历。斯诺后来写道，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谈话将通过记者的笔传到外部世界。

这层信任并非凭空产生。

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认识，大多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报道。斯诺的到来，使陕北第一次以相对完整的面貌进入国际视野。他没有只写会议和口号，而是写战士们的衣着、伙食、识字情况，也写根据地百姓对战争的理解。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书中记录了斯诺在陕北的所见所闻，随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广泛传播。许多外国读者正是通过这本书，第一次知道中国共产党并非一个神秘组织，而是一支拥有政治目标、组织能力和群众基础的力量。

白求恩后来来到中国，也与这本书有一定关联。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白求恩“完全因斯诺一人而来”的说法，后世传播较多，但具体动因还包括国际反法西斯主义、加拿大共产党组织的推动以及他本人对中国抗战的关注，不能简单归结为单一原因。

斯诺与中国的联系没有随着采访结束而中断。抗日战争时期，他再次访问中国，继续报道抗战和边区情况。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对抗，斯诺因长期支持并介绍中国革命，受到国内政治氛围和出版限制的影响，后来一家迁居瑞士。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中美关系最紧张的阶段，斯诺仍然出现在中国的重要场合。

1970年10月1日，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庆典观礼。他站在毛泽东身边，这一画面很快引起国际关注。对中国而言，他是多年相识的老朋友；对美国而言，他又是一个持续主张了解中国、反对封闭对抗的记者。

毛泽东安排斯诺参加国庆活动，也带有明确的外交意味。通过这位美国朋友，中国向外界释放了愿意接触、愿意对话的信号。此后，中美关系开始出现松动，斯诺虽不是谈判代表，却在民间舆论和国际传播层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1972年1月23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谈到斯诺的病情时，提出了一个直接的办法：“把他接到中国来治疗。”

周恩来表示赞同，并安排专家前往瑞士了解病情，同时让北京方面准备病房和医疗力量。医疗组负责人之一，是斯诺熟悉的美国医生马海德。马海德早年参加中国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入中国国籍，对斯诺的情况十分了解。

1月25日，中国专家抵达瑞士，为斯诺进行检查。然而，检查结果令人遗憾：斯诺的病情已经发展到晚期，身体状况极为虚弱，长途转运可能带来更大风险。把他送往中国，不仅未必能够治疗，甚至可能缩短仅有的时间。

这个决定很艰难。毛泽东原本希望中国能够为老朋友做点什么，但医学条件和病情现实摆在面前，最终只能同意让斯诺留在瑞士接受照料。

197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诺在瑞士逝世，终年67岁。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十分惋惜，曾感叹斯诺去世得太早。一个亲眼见过中国革命艰难岁月的人，就这样结束了生命。

斯诺生前留下遗愿，希望去世后将一部分骨灰安放在中国。周恩来对此作了安排。1973年10月19日，斯诺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叶剑英题写墓碑：“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这块墓碑没有复杂的修饰，只有一句身份明确的话。它既说明了斯诺与中国的关系，也保留了那段特殊年代中，一名外国记者与中国革命之间少见而持久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