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的妹妹和妹夫都是红军干部，妹夫不幸牺牲，妹妹留守苏区最终失散

1934年前后，中央苏区局势日益紧张，项德芬一面在红军总部从事译电工作，一面照料哥哥项英的年幼孩子。主力红军准备转移时，她把孩子托付给当地群众，孩子被抱走的那一刻，哭喊着“妈妈”，这幕往事，后来被当地老红军张桂清记了许多年。

这个细节并不显眼，却能让人看见留守人员所面对的真实处境。对许多革命者来说，长征并不是所有人的选择。有人随主力部队远行，有人奉命留下打游击，还有人承担通信、转运、掩护等任务。留下来，往往意味着与组织、亲人失去联系，甚至连姓名都无法留下。

项德芬出生于湖北江夏祝庙村项家湾。她的哥哥项英，1898年5月出生，原名项德隆。项家并非显赫之家，父亲曾任管理钱粮簿册的职员，母亲夏氏承担着一家人的生活。

项英十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家庭收入骤减。兄妹二人曾拾柴、捡破烂补贴家用，后来又先后进入武昌的纺织工厂。工厂里的劳作很苦，工人收入有限，劳动时间却很长。项英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接触新思想，开始思考工人为何贫困、社会为何不平等。

他白天做工，晚上读书，还曾以“夏英”为笔名在报刊发表文章。参加革命后，他将化名与本名相合，使用“项英”这一名字。哥哥思想上的变化，也影响了妹妹。项德芬没有停留在家庭生活中，而是进入工人运动，成为一名女革命者。

兄妹二人的道路，后来与上海地下工作联系在一起。项德芬在那里认识了陈学西。陈学西原名陈镛，浙江临海人，曾就读复旦大学，后转入上海南洋工学院。五卅运动爆发后，他参加反帝爱国活动，走上街头演讲、散发传单，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形势骤然恶化。陈学西先赴武汉，后参与党的重要工作，曾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承担会议记录和整理任务。回国后，他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并担任过中央秘书处有关职务。

有意思的是，地下工作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不是枪林弹雨，而是一次看似普通的接头。陈学西曾在上海静安寺路一处秘密联络点附近被捕。敌人早已布置暗探，接头尚未完成，身份便可能暴露。组织经过营救，他最终获释，但上海已不再适合长期停留。

“这里不能久留。”

“那就去苏区，听组织安排。”

项德芬与陈学西随后离开上海，辗转汕头、闽西，进入中央苏区。

到了苏区，陈学西被安排在中央机关工作，项德芬则在红军总部从事译电。译电并非普通文书事务，电报内容涉及部队调动、敌情和物资，稍有差错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夫妻二人还参加经济整顿、节约运动和扩红工作，深入村寨动员群众参加红军。

苏区遭到国民党军队反复“围剿”后，物资匮乏、交通受阻，外部联系更为艰难。组织考虑到陈学西熟悉上海情况，又有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便派他携带经费，设法前往上海，联系军用物资采购和援助事宜。

这不是一趟普通差事。离开苏区，必须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进入上海，也要面对严密的搜捕。陈学西接受任务后出发，途中在福建汀州一带遭遇敌军袭击，与随行人员一同牺牲。1953年，中共台州地委追认陈学西为革命烈士，中央人民政府也曾向其亲属颁发烈属证。

丈夫牺牲后，项德芬没有离开苏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她和项英等人留下，坚持开展游击斗争。根据张桂清的回忆，项德芬当时二十多岁，既要参加战斗和联络，也曾承担照料项英孩子的事务。她被称作项英的“公差兵”，这里的“公差兵”，实际包含了传递消息、料理生活和执行杂务等多种工作。

1935年春，赣南、闽西一带进入极其艰苦的阶段。敌军封锁村寨，搜山烧山，游击队只能依靠密林、山沟和群众掩护行动。一次通过封锁线时，张桂清等女游击队员遭到敌人发现，只能按照队长指示分散奔跑。张桂清摔伤额头，仍然跟随队伍转移。

后来，敌军放火烧山，火势持续了一天一夜。游击队被迫从山头转移，人员在密林中不断分散。张桂清曾从山上看到林海间有茅屋，想下山寻找食物和消息，因体力耗尽从山坡滚落，昏死过去。她醒来时，原来的队伍已经被打散。

项德芬也在这场持续的转移中失去踪迹。没有确切牺牲记录，没有留下完整遗物，家人只能以“失散”记载她的结局。革命年代里，这样的失散并不罕见：一个人消失在封锁线、山火或转移途中，亲属可能多年都等不到一封信。

项英的妹妹和妹夫，都曾在不同岗位上承担责任。陈学西倒在执行任务的路上，项德芬则留在苏区深山，继续面对敌人的搜捕。她的名字没有太多传奇化的叙述，却和无数留守游击队员一样，把个人命运埋进了那段艰苦而漫长的斗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