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回韶山途中，偶遇邹普勋儿子潸然泪下，问：你父亲怎么走了？

1959年6月25日，湖南韶山冲，毛泽东阔别故乡32年后回到家乡。乡亲们围在身边，说着村里的变化，也说起那些熟悉的旧人。聊到邹普勋时，毛泽东忽然问道：“他怎么没来？”旁人低声告诉他，邹普勋已经去世了。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神情明显变得黯然，惋惜地说：“他才67岁，还可以多活几年的嘛。”说话间，他看见路边站着邹普勋的两个儿子。兄弟俩听到父亲被毛泽东亲口提起，眼圈发红，泪水很快落了下来。

毛泽东走到他们面前，没有急着谈丧事，只像多年未见的长辈一样问：“还有没有牌？好久不打牌了。”随后，他又说：“过去，我经常和你们父亲一起打牌，他还偷我的铜角子哩。”

一句玩笑话，带着韶山乡间的旧口吻，也把邹普勋的一生拉回到眼前。对毛泽东来说，邹普勋不是后来才认识的乡亲，而是少年时代一起读书、玩耍、放牛的伙伴。更特别的是，邹普勋的父亲邹春培，还曾是毛泽东早年的启蒙老师。

1902年，毛泽东进入韶山南岸下场屋私塾读书。那时私塾讲究规矩，学生背诵经书，稍有违抗，戒尺便会落下来。邹春培教书严厉，在当地颇有威望，学生们见到他大多不敢多说话。

毛泽东却不是那种只会低头听训的孩子。

有一年夏天，天气闷热，邹春培临时外出，叮嘱学生留在学堂读书。孩子们坐了一阵，实在耐不住酷暑，毛泽东便提议到池塘里洗澡。这个主意一出，学生们立刻跑了出去。

邹春培回来后，发现学堂空空荡荡，顿时动了怒。他拿起戒尺，准备检查功课并责罚学生。其他孩子都低着头，只有毛泽东站了出来：“是我带头去池塘的，和他们没有关系，要打就先打我。”

邹春培问他为何不听吩咐，毛泽东并未认错，反而背起《论语·先进》中的相关内容，指出孔子也曾谈到少年在水边活动。邹春培听完，既生气又觉得这个学生有几分道理，手里的戒尺最终没有落下。

这件小事颇有意思。毛泽东并非单纯顶撞先生，而是用先生熟悉的经典来讲道理。邹春培从此对他另眼相看，逐渐发现这个孩子记性好、肯动脑，许多内容一点就通。

毛泽东的舅父文正莹曾教过他一些知识，加上他本人勤于思考，私塾里的课本并不能完全满足他的求知欲。邹春培后来常对毛泽东的父母夸奖，说润之将来必有出息。少年人的自信，有时就来自一位长者不经意的一句肯定。

邹春培去世后，毛泽东始终记着这位老师。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多次向韶山亲友打听邹家的情况。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毛泽连等韶山亲属时，谈话中便问到了邹普勋。

此时的邹普勋身体不好，家庭生活也很困难。毛泽东得知后，托人带信，并叮嘱乡亲照料。1950年5月，邹普勋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中没有空泛的客套，而是直接询问他的身体、家中人口和生活困难程度。

邹普勋看完信后感慨道：“润之还记得我。”这句话并不复杂，却说明他最在意的，并不是信里有没有礼物，而是几十年过去，那个少年伙伴依然没有忘记韶山旧友。

1951年，毛泽东又托毛宇居转交100元，作为邹普勋的生活和医疗费用。土地改革后，邹家的生活有所改善，邹普勋便写信告诉毛泽东，并提出想到北京见面。毛泽东回信表示欢迎，还嘱咐他秋收后出发，可以与李漱清同行，路上彼此照应。

1952年9月14日，邹普勋和李漱清从湖南出发。9月25日，他们终于走进中南海见到毛泽东。多年不见，毛泽东没有摆出任何领袖架子，而是先问韶山的收成、乡亲们的生活和村里的变化。

接下来的日子里，邹普勋受到细致照料。毛泽东请人陪他们参观故宫、颐和园，还安排医生为他们检查身体。9月26日，毛泽东邀请旧日师友张干、罗元鲲等人吃饭，也让邹普勋作陪。席间谈的不是大话，而是湖南旧事、学校旧人和家乡琐事。

遗憾的是，邹普勋在北京期间肺病发作。由于长期以刻石碑维持生计，工作中吸入石灰，肺部早已受到损害。毛泽东得知病情后，让他留下休养，并准备了苹果、红葡萄酒和鹿茸精。

邹普勋舍不得收下鹿茸精，认为这是贵重物品，应该留给毛泽东使用。毛泽东劝道：“我从来不用这个，你身体虚弱，比我更需要。”邹普勋这才收下。病情稍有好转后，他于1952年11月中旬返回韶山。

1954年，邹普勋再次赴京。毛泽东特意交代，来北京的人数不要太多，乡亲有困难可以由自己接济，但不要打着他的名义去找政府安排工作。这样的提醒，说得很直白，也替地方减轻了负担。

邹普勋听进去了。回到韶山后，他没有借老朋友的关系谋求职位，仍旧过着本分的生活。两人之间的联系，更多靠书信维系，信中常谈身体，也谈韶山的日常。

1959年那天，毛泽东站在邹普勋两个儿子面前，提起少年时打牌的往事。说到“偷铜角子”，兄弟俩终于忍不住落泪。毛泽东没有再多说，只把目光投向远处，仿佛那条熟悉的山路上，仍有两个少年并肩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