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6年12月25日凌晨，四川成都，警卫员景希珍被妻子叫醒。彭德怀住处的灯全部亮着，屋内却不见人影，桌椅和物品散落一地。景希珍心里一沉，立即赶往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报告。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彭德怀当时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住处周围出现了前来“调查”的人员。景希珍赶到后，发现彭德怀已经被带走，便上前要求对方说明情况，却被挡在一旁。双方僵持之际，有人提出：“还是向周总理报告吧。”
电话接通后，周恩来通过秘书了解了现场状况。随即传达了三项明确要求：由成都军区派部队护送彭德怀前往北京，沿途不得截留，必须保证安全；不乘飞机，改由铁路运送；抵达北京后，由北京卫戍区部队到车站接送，并安排住宿和学习。
这几句话，对景希珍来说无疑是定心丸。他找到彭德怀后，把周恩来的安排一字一句转告。彭德怀听完，沉默了片刻，问道：“真的？还称呼我为同志？”
景希珍回答：“是的，我听得清清楚楚。”
彭德怀眼圈发红，声音也有些发颤：“谢谢总理，谢谢总理，我谢谢总理啦……”
这句道谢，并不只是因为自己即将脱离险境。彭德怀与周恩来的交往，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便已开始。两人都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也共同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大工作。对彭德怀而言，周恩来既是老战友，也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托付事情的人。
1965年，中央决定加强西南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涉及国防工业、交通运输、能源和原材料等多个方面，工作地点多在内地山区，条件相当艰苦。9月，毛泽东同彭德怀谈话，希望他到西南参与三线工作。多年处于相对闲置状态的彭德怀，听到这一安排后很受触动。
回到吴家花园，他把身边工作人员叫到一起，表示自己很快要去西南，希望年轻同志不要长期跟着自己，可以到学校学习，或者到部队锻炼。警卫员景希珍却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明确表示愿意继续留下照料彭德怀。
不久，彭德怀被通知到中南海参加有关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西南局、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及四川方面的负责人参加。会议的核心内容，是研究彭德怀赴西南后的工作安排。有关负责人陆续发言，表示欢迎并支持他的到来。
彭德怀赴西南前，最想见的老朋友仍是周恩来。他曾多次给周恩来办公室打电话，却因周恩来公务繁忙未能见面。后来，周恩来亲自打来电话，并邀请他到西花厅见面。
两位老战友见面后，周恩来详细询问了彭德怀的身体和工作打算。彭德怀谈到毛泽东对三线建设的重视，也说起自己准备到基层了解情况。周恩来劝他振作精神，继续为国家建设出力，并表示：“在西南遇到困难，可以给我写信。”
1965年11月30日，彭德怀乘火车抵达成都，同行的有景希珍、秘书綦魁英和司机赵凤池。初到西南，他没有急于发表意见，而是阅读资料，听取汇报，逐步熟悉三线建设的整体情况。
这很符合他的工作习惯。无论是战争年代指挥作战，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经济建设，彭德怀都不满足于坐在办公室听汇报。他喜欢到现场去，看工地、问工人、找技术人员，把纸面上的数字同实际情况对照起来。
一次视察矿区时，技术人员向他介绍，利用尾矿和汉源县磷矿石生产钙镁磷肥的试验已经成功，产品经过鉴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彭德怀当场表示，这项成果应当及时向中央反映。回到住处后，他又专门写信给周恩来，请求推动有关部门进一步考察。
周恩来收到信后十分重视，安排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彭德怀人在西南，周恩来仍持续过问他的工作和生活，并叮嘱地方同志照顾好这位老同志。那段时间，彭德怀虽然事务繁重，却觉得工作有着落，心情也比此前舒展许多。
到了1966年夏天，形势发生变化，彭德怀对周围环境的担忧逐渐加深。一次，他把自己积攒的三千元钱交给景希珍，交代对方存到自己名下，以备家庭开支。景希珍不愿接受，彭德怀却坚持让他收下。
几个月后，成都住处发生了那场深夜变故。根据景希珍后来回忆，彭德怀被带离住处后，现场一度无人能够作出决定。正是周恩来的三项指示，使护送、路线和抵达北京后的安置都有了清楚安排。
彭德怀随后被送往北京。周恩来继续过问他的情况，并要求有关方面做好照料工作。那句“还称呼我为同志吗”，透露出的不仅是惊讶，更是一个身经战阵的老干部在特殊处境中，对组织关系和老战友情谊的敏感确认。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景希珍后来仍保存着关于那段经历的回忆，其中最难忘的，便是成都深夜里传来的三项安排，以及彭德怀听到“同志”二字时落下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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