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团政委诈骗案”牵出特务案，惊动彭德怀和张宗逊，最终结局如何？

1949年9月上旬，兰州城内，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刚参加完一场宴会，便被一阵争吵声打断了谈话。有人堵在军管会门口，声称儿子被抓，自己又被一名“解放军团政委”骗走了金子和酒。

这件事听起来像普通诈骗，可张宗逊没有把它当成民间纠纷处理。因为案发时间太特殊，兰州刚在1949年8月26日解放，国民党马家军残部败退，城内秩序尚未完全恢复，军政机关、部队番号和干部身份都容易被人利用。

更关键的是，骗子冒充的不是普通士兵，而是一名第一野战军团政委。

事情还要从马德鑫的儿子马光业说起。马家是兰州本地回族人，经营德鑫馆清真饭店。马光业不愿继承家业，后来在父亲资助下当上了卡车司机。

这个年轻人嗜酒，脾气也急。兰州解放后，他酒后与人发生冲突，巡逻部队赶来处置时，他仍拿过去“吃马家军粮”的身份吓唬人，结果被带走接受审查。

马德鑫得知消息后四处打听。有人送来一张字条，说儿子被解放军集训队收容，需要家属送些日用品。马德鑫照办，却始终没有见到儿子。时间一长，他越来越着急，便托人寻找能够说情的军官。

不久，一个自称姓林的人出现了。他把马德鑫引见给“姜志清”，说此人是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的团政委，资格很老，参加过早期革命。

姜志清穿着解放军军服，说话带着湖南口音，酒量也很大。介绍人不断夸赞他的经历，马德鑫信以为真，认为这位干部有能力把儿子弄出来。

酒席上，姜志清摆出一副为难模样。马德鑫再三恳求，他才说可以设法打听。为了让对方尽力，马德鑫拿出五两黄金和一箱西凤酒。

钱物收下后，姜志清却再也没有出现，介绍人也不知去向。更糟的是，马光业被转送到看守所继续审查。马德鑫这才意识到，自己不但没救出儿子，反而中了骗局。

宴会结束后，彭德怀听完经过，当场追问：“军队里真有这个人吗？”

张宗逊没有立即下结论，只说：“先查清楚，不能凭一面之词定案。”

军管会公安委员会随即成立专案组。调查人员核对第一野战军干部名册，很快发现，部队中根本没有“姜志清”这个团政委。案子由此出现了第一个突破口：这不是干部违纪，而是有人故意冒充我军干部。

侦查员从马德鑫入手，追查那个姓林的介绍人。马德鑫只记得对方常来饭店，却不知道真实姓名。后来，他想起一个与此人打过招呼的药材商。

药材商提供的新线索是：此人姓武，会些武术，曾在带子巷活动。点心铺老板又认出，这个武姓男子叫武高贵，外号“铁头铜脑”。

线索到了这里却突然断掉。武高贵已经搬家，住处无人，附近也没人知道他的去向。专案组没有撤回侦查，而是安排人员暗中监视他过去的住所。

有意思的是，骗子并未就此收手。马德鑫刚向军管会反映情况，便有一名失业记者汪滠前来采访，追问所谓“团政委诈骗案”的细节。

专案组判断，这名记者出现得太巧，决定暂时稳住他。汪滠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按照幕后人的要求，继续向马德鑫索要父子照片，并撰写文章，准备铅印散发。

侦查员跟踪汪滠，发现他将稿件交给一名穿解放军制服的人。此人正是俞文彪。搜查时，公安人员发现了那套军装和未经核实的文章。文章刻意把骗局写成“解放军团政委诈骗”，显然不只是为了骗钱。

案件的性质变了。

审讯和搜查逐渐揭开了背后的关系。武高贵负责牵线，洪曦负责冒充“姜志清”，张大娟夫妇负责组织和联络，汪滠则被利用来制造舆论。几个人分工明确，目标是借一桩诈骗案败坏解放军声誉。

武高贵在拒捕时被击毙，张大娟一度以为没有人能够牵出自己。可专案组从她家的账册中发现了一笔异常车费，记录着她奉“洛水”之命前往鸿祥旅馆。

“洛水”并非真实姓名，而是潜伏人员使用的化名。调查人员继续追查旅馆登记，发现张大娟使用了假身份。几经核对，终于从旅馆人员和其同伙供词中确认，她与国民党保密系统潜伏人员季易仿存在联系。

洪曦落网后，冒充团政委的经过被证实。李福清随后交代了部分内情，张大娟也承认自己参与了特务活动。季易仿得知同伙被捕后继续躲藏，专案组则根据其关系人的活动范围进行布控。

不久，鸿祥旅馆再次出现与案件有关的女子。公安人员没有贸然抓捕，而是先稳住对方，从她口中查到了季易仿的藏身处。季易仿被捕后，这起从诈骗案开始的特务案件终于完整串联起来。

据当时判决材料，季易仿、张大娟、洪曦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李福清被判处无期徒刑，汪滠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马德鑫的儿子马光业也在审查结束后获释回家。

案件报告送到军管会后，张宗逊向彭德怀汇报了侦破经过。表面看，这是有人借军服骗取钱财；查到深处，却牵出了国民党保密系统在兰州解放后的潜伏破坏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