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引领、关键作用与历史责任担当

1940年8月，华北敌后，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铁路被炸断，桥梁遭破坏，日军据点接连受到攻击。对日军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袭扰，而是敌后抗战力量集中展开的一次大规模作战。它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已经从分散游击逐渐成长为牵制日军、支撑全国抗战的重要力量。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非某一支军队单独完成。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重大作战，付出了巨大牺牲；敌后战场则由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承担。两个战场彼此配合，共同构成中国长期抗战的基本格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被称为中流砥柱，关键不只是打了多少仗，更在于它把分散的民族情绪转化为持续的组织力量。

1931年9月18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很快发表宣言，明确指出日本侵略的殖民目的，号召工农武装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那时，东北已经陷入危局，国民政府仍把主要精力放在“剿共”上。中国共产党虽然力量有限，却率先把民族生死问题摆到政治中心，提出武装抗日，这种判断影响了此后整个救亡运动的方向。

在白山黑水之间，抗日斗争尤其艰苦。中共满洲省委派出党员干部深入义勇军和抗日武装，后来逐步形成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赵一曼等人面对严酷围剿和酷刑，仍坚持作战。东北抗联长期孤军奋战，缺少粮食、药品和弹药，却牵制了大量日伪军，使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始终付出高昂代价。

有意思的是，中共并没有把抗日理解成某一党派的单独行动。1935年8月1日提出的《八一宣言》，公开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言提出，无论工人、农民、学生，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各地军队，都应为救亡图存贡献力量。这不是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和战争形势的现实判断。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瓦窑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随后，中国共产党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创造条件。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国共合作抗日正式形成。

统一战线并不意味着放弃独立自主。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皖南事变更使合作局面受到严重冲击。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既维护合作大局，又保卫人民武装。对不同力量区别对待，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种政治上的克制与斗争，避免了抗日阵营内部彻底破裂。

军事选择同样决定成败。1937年中日双方力量悬殊，日本拥有较强工业和装备优势，中国则是落后的农业国。若以弱小部队硬拼阵地消耗，损失必然惨重。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敌我力量和战争性质，指出中国既不能亡国，也不可能速胜，必须依靠持久抗战逐步改变敌我态势。

这种判断很快进入战场。八路军开赴山西后，在平型关打击日军，取得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一次重要胜利。此后，人民武装没有把自己固定在正面阵地，而是深入敌后，破袭交通，袭击据点，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敌人的后方，逐步变成日军必须不断投入兵力的战场。

敌后抗战的核心，不只是“打了就走”。根据地把党、政、军、民组织起来，形成持续作战的社会体系。主力部队负责机动作战，地方武装守护区域，民兵开展侦察、运输和破袭，群众则提供粮食、情报与掩护。日军所谓“扫荡”越残酷，越说明这种军民结合的力量难以被一次摧毁。

1940年百团大战给日军交通线和据点造成重大打击，也使敌后战场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此后，日军在华北推行“扫荡”“清乡”和“三光”政策，抗日根据地遭受极大压力。1941年前后，许多地区进入最困难时期，部队减员，粮食短缺，部分根据地人口和面积明显缩小。

困难没有靠空喊口号解决。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权，推行减租减息，开展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逐步缓解财政、粮食与兵员压力。军队开荒种粮，机关减少冗员，群众组织运输和情报网络。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制度安排，使敌后抗战能够熬过封锁与围剿。

1943年以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恢复并发展，人民武装逐渐由单纯游击转向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1944年局部反攻扩大，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华北、华中、华南多地的日伪军被压缩在城市和交通线附近。根据地军民在战略上牵制了大量日军，也为全国反攻创造了条件。

抗战八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从弱小走向壮大，建立了广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它没有垄断抗战功劳，却在民族危亡之际提出正确方向，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维持统一战线，在装备劣势下创造人民战争的战法，并把一次次局部抵抗连接成持久而有组织的全国性斗争。所谓中流砥柱，正体现在这些具体选择和长期坚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