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特务周镐被处决，其妻子向上海市长请求面见：他是烈士

1965年，上海市政府门前，一名中年妇女攥着一本旧日记，反复向工作人员说明来意。她叫吴雪亚，要见上海市长曹荻秋，为已经去世多年的丈夫周镐讨一个说法。

这不是普通的申诉。周镐曾是国民党军统少将，履历复杂，身份特殊。若只看表面，他是旧政权的特务人员；可在吴雪亚看来，丈夫早已不是那个站在敌对阵营中的人，而是一名为革命牺牲的地下党员。

周镐1910年出生于湖北罗田一个贫寒家庭。父母没有多少家产，却认准了读书这条路。14岁那年，他考入武汉一所私立中学。那个年代，贫苦家庭的孩子想要改变命运，往往只能靠一支笔，也只能靠自己闯出去。

成年后，周镐选择投笔从戎，考入桂系第四集团军创办的随营军官学校。他原本希望学成之后报国，但军校教育逐渐受到蒋介石势力影响，校内政治气氛日益浓厚。

一次测验中，周镐流露出对蒋介石的不满，被学校视为思想不稳，最终遭到开除。这个处分看似断了他的军旅道路，却没有让他放弃理想。不久，他加入蔡廷锴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

淞沪会战之后，第十九路军奉命入闽“剿共”。蔡廷锴等将领认为，单靠军事镇压难以解决问题，便策划反蒋行动。行动失败后，周镐在返乡途中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审讯期间，他遇到一名昔日同学。对方劝他加入国民党“复兴社”，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军统。周镐接受了这个选择，从此进入国民党特务系统，并在其中度过了十多年。

凭借能力和手段，周镐很快得到上级重视，职务一路上升，后来成为军统少将。不得不说，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极其复杂的政治烙印，也让他得以接触国民党内部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情况。

1943年，戴笠将周镐秘密派往南京。那里是汪伪政权的核心区域，周镐以军界高层身份作掩护，负责情报联络工作。任务危险，稍有差池便可能暴露。

也正是在南京，周镐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徐楚光。两人的接触并非一开始就建立在公开身份之上，而是在一次次谈话和观察中逐渐形成信任。徐楚光向他分析抗战形势，也谈到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统治危机。

周镐后来对人说：“原来许多事情，并不像过去看到的那样。”徐楚光没有急于逼迫他表态，只是不断引导他独立思考。这样的接触，成为周镐人生转折的起点。

1945年日本投降后，周镐奉命接管汪伪政权，处理相关人员。他办事坚决，动作迅速，却因此引起重庆方面的猜疑。有人怀疑他“通共”，周镐随后被软禁在上海，时间长达8个月。

软禁并没有让他重新回到原来的立场，反而使他更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斗和贪腐积弊。1946年，在徐楚光持续劝导下，周镐向对方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由于周镐身份特殊，这一申请不可能由地方组织自行决定。经过严格审查，在邓子恢、谭震林等华中军区领导人的关注下，他获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开展工作。

入党之后，周镐没有立即离开军统系统。他继续利用原有身份搜集和传递情报，成为党组织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重要联络人员。对地下工作者而言，身份越显赫，危险往往越近；手中掌握的情报越多，暴露后的后果也越严重。

1948年淮海战场形势发生变化，国民党军队接连失利。华东局判断，国民党第一○七军军长孙良诚存在争取可能，便安排周镐负责联络和策反。

周镐前往孙良诚驻地，试图说明战场局势，劝其放弃继续与人民为敌。孙良诚一度动摇，却始终在观望、承诺和退缩之间反复，最终没有接受周镐的劝告，策反行动未能完成。

1949年初，解放战争胜利已成大势。周镐又接到任务，前往争取国民党将领刘汝明部。就在执行任务期间，由于内部人员叛变，他被敌人抓捕，重新关进牢房。

敌人对他进行刑讯逼供，试图查出其真实身份和联络关系。周镐没有吐露党的秘密。狱中的具体情形后来难以全部还原，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最终未能活着走出牢房。

周镐的双重身份被蒋介石方面察觉后，秘密处决的命令随之下达。1949年，周镐在上海遇害。由于身份长期隐蔽，加之旧档案混杂，他牺牲后的功绩没有立即得到公开确认。

吴雪亚始终没有接受外界对丈夫的简单判断。她保存着周镐留下的日记和其他材料，既没有声张，也没有放弃。多年间，她等待的不是一句安慰，而是组织对事实作出正式认定。

1965年，她带着日记来到上海市政府，请求面见曹荻秋。工作人员起初并未意识到这份材料的分量，曹荻秋阅看后，才逐渐了解到周镐身份变化的经过。吴雪亚只说了一句：“他不是叛徒，他是为革命牺牲的。”

随后，上海方面对周镐的经历展开调查，重点核实其在军统任职期间与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系、传递情报的情况，以及1949年被捕遇害的经过。调查持续数月，相关材料也被重新梳理。

1965年12月，周镐被正式恢复名誉，并追认为革命烈士。那本由吴雪亚保存多年的日记，终于成为案件重新认定的重要依据。一个曾经被复杂身份遮蔽的名字，也由此回到应有的历史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