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团辩护士张丹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因“灵活是一种福利”的说法，在网上引发了不少争议。批评的人觉得，这种说法把平台经济里那种不稳定、没保障的工作状态，硬是美化成劳动者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完全没看到大多数骑手其实是被迫“灵活”的现实。

顺着她这些观点往回找，会发现张丹丹之所以这么说，跟她长期盯着骑手群体做研究有很大关系。再仔细翻翻她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接受过的采访，能很明显地看出来，她的不少研究都和美团绑得很紧。美团是国内最大的外卖平台，赚的钱主要就靠那成百上千万的外卖骑手——这些人，恰恰就是张丹丹嘴里“灵活就业”人群的主力。只要理一理张丹丹和美团之间的合作关系，里头那层利益关联和她说话的逻辑，就不难看明白了。

张丹丹与美团之间是一种深度绑定的“研究合作者”关系，这种关系以学术研究为纽带，以平台数据和资源支持为条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合作研究项目

张丹丹团队与外卖平台的合作始于具体的研究项目。据张丹丹本人在2025年6月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透露，其团队于2024年下半年承接了某头部外卖平台关于骑手行为选择的研究项目，利用该平台提供的高频行政和调查数据，研究骑手对负面收入冲击（如差评、投诉、取消订单）的劳动力供给反应。至2024年底，团队已完成覆盖三万余骑手的调研——虽然张丹丹并未在采访中直接点明该平台名称，但结合其团队与美团之间公开的制度化合作关系（如2026年联合发起的“平台经济与骑手生态开放研究计划”），该平台疑似为美团。

开放研究计划

2026年6月1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宣布启动“平台经济与骑手生态开放研究计划”，围绕外卖骑手劳动权益、算法规则等方向面向学术界征集课题，张丹丹担任项目负责人，美团则作为“研究资源支持方”向研究团队开放数据资源。美团党委书记陈荣凯在发布会上表示，“此次开放课题合作，是将平台真实面对的困惑开放出去，让更多研究力量参与进来”。这种合作模式将双方的绑定关系制度化和公开化。

政策话语的相互呼应

张丹丹多次在公开采访和撰文中，为美团的政策进行学术论证和正当性包装：

2025年3月，在接受《时代财经》专访时，张丹丹评价美团等平台宣布为骑手缴纳社保的举措“不仅标志着平台对零工群体劳动权益保护的重视，更突破了传统劳动合同强制缴纳社保的法理限制”。

2026年1月，张丹丹在财新网发文《从“零工生存”到“社会扎根”：骑手社保改革的深义》，将美团将养老保险补贴方案推向全国拔高为“向庞大却日益碎片化、缺乏长期规划的零工群体，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你们可以被正规体系接纳”。文中她详细阐述美团“以收入而非工时为基准、支持异地接续的缴纳方式，为全国数亿灵活就业者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政策原型”。

张丹丹为美团骑手社保政策所做的学术辩护，若置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审视，其核心谬误便清晰地暴露出来：她以“灵活就业”“模式创新”等术语，掩盖了平台经济中资本对劳动剥削的本质，颠倒了劳动者与资本的关系，实质上充当了资本的学术代言人。

一、对劳动关系本质的遮蔽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所有者，从而陷入被剥削的地位。这种“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

张丹丹将美团推出的骑手养老保险补贴方案包装为“从‘零工生存’到‘社会扎根’”的“深层改革”，称其“构建出一种介于传统劳动关系与完全自主参保之间的新型保障形态”。这种表述的精妙之处，恰恰在于用“新型保障形态”掩盖了一个根本事实：平台与骑手之间本应存在的是事实劳动关系，但美团通过将骑手界定为“灵活就业人员”，成功逃避了作为用人单位的法定社保缴纳义务。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揭示，资本的本性是无限追逐剩余价值。平台将骑手定义为“合作者”“独立承包人”，绝非出于对劳动者“灵活偏好”的尊重，而是为了在法律的灰色地带最大限度地降低用工成本。美团每年数十亿的利润中，相当一部分正是来自这种对劳动者法定权利的剥夺——骑手没有工伤保险，没有失业保险，没有带薪病假，而这些本应是劳动关系的基本内容。

美团推出“平台补贴50%”的养老保险方案，看似慷慨，实质上是在一个已经被资本扭曲的劳动关系基础上做出的“让步”。这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家偶尔施舍一点小恩小惠，目的正是为了维持更大的剥削体系。“平台出50%、骑手出50%”的模式，意味着企业将本应全部承担的雇主责任切割为“补贴”而非“义务”，劳动者则被迫承担了原本不应由自己承担的成本。

二、“灵活是一种福利”：一种意识形态的谬误

张丹丹提出“灵活是一种福利”的观点，这是最值得批判之处。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灵活就业”的本质是劳动的不稳定性和无保障性，是资本将市场风险转嫁给劳动者的典型表现。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异化：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与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当一名外卖骑手没有固定工资、没有社会保险、没有工伤保障，收入完全取决于接单量和配送时效时，他获得的并非什么“灵活福利”，而是被彻底商品化了的劳动力——他的身体、时间和生命本身都成为了资本增殖的工具。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绘了19世纪英国工厂工人的悲惨处境：他们没有稳定工作，朝不保夕，一旦生病或失业便陷入绝境。今天的“灵活就业”在形式上不同于当年的“日结工”，但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劳动者丧失了稳定的劳动关系，丧失了集体谈判的权利，在资本面前变得空前脆弱。而张丹丹作为一名劳动经济学家，不去揭示这一结构性不平等，反而将“灵活”称作“福利”，这种论述恰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他们总是将资本的利益装扮成劳动者的利益，将资本的压迫装扮成劳动者的自由。

马克思主义强调，真正的劳动者自由是“自由人联合体”中的自由，是在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基础上的自由，是在摆脱了资本奴役之后的自由。而所谓的“灵活选择”，只是劳动者在资本的强势地位面前别无选择的“自由”。绝大多数骑手选择这种工作，不是因为他们“偏好灵活”，而是因为劳动力市场中没有更好的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由的劳动者”在双重意义上自由：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自由地一无所有。

三、学术与资本的合流：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问题

张丹丹的团队承接美团的研究项目，获取平台数据，然后得出有利于平台的研究结论——这种模式本身就构成了马克思所批判的“意识形态”生产机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平台资本主义时代，平台巨头掌握着数据这一关键生产资料，而部分学者为了获取研究资源和学术影响力，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资本的意识形态生产者。张丹丹将美团逃避雇主责任的行为美化为“模式创新”，将劳动者的无保障状态美化为“社会扎根”，正是意识形态生产的具体表现。

马克思主义要求知识分子具有阶级意识，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真正的学术研究应当揭示平台经济的剥削本质，为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提供理论武器，而非为资本提供合法化的装饰。张丹丹作为北大学者、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其言论的影响力远超普通学者，但她却选择用学术光环为平台的商业利益服务，这无疑是一种知识分子立场的错位——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为资本作辩护的庸俗经济学”在当代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