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快六十岁的女人能去任何地方尽情撒野！

电影《小小恶信件》

离婚、抑郁、出柜，一个人无论经历了其中的哪件事，好像都会被议论，或是遭受异样的眼光。而在单读新书 073《我们镇上的傻子，曾经是我》的作者安妮·沃尔什·唐纳利身上，这三件事都发生了。

婚姻的破裂，抑郁带来的痛苦，以及五十岁时才认识到自己的酷儿身份并决定公开，这些在她所处的生活环境中被视为可耻之事，让她加倍感受到身处社会边缘的滋味。如何面对自己与周遭世界的距离，如何与来自“不合常规”的羞耻相处，也成了她生命中无法绕开的问题。

好在还有写作充当唐纳利认识自己的另一条路径，让她“隐秘的自我借以发出声音”。在《我们镇上的傻子，曾经是我》中，她笔下的主人公马特也与羞耻、痛苦和创伤如影随形：童年时，失去母亲与双胞胎兄弟，忍受父亲的暴力和辱骂；成年后经历坠马事故，失去爱情与家庭，被迫接受精神治疗，最后，终身游荡在街头和不被理解的边缘，直到生命尽头。

每当再次读起这个故事时，唐纳利仍会感到喉咙发紧，声音里总会有一点颤抖。她在其中注入的不只是自己和身边人的真实经历，还有全身心的自我体验。那些书写了情绪与疯狂的纸面，是她难得的、可以尽情撒野的地方。于是，在今天这期「编辑部问作者」里，除了与马特有关的问题，我们也想把目光转向唐纳利自己，和她一起聊聊一个女人的年龄、身份和羞耻。

《我们镇上的傻子，曾经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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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问安妮·沃尔什·唐纳利

采访：单读编辑部

单读 生活在小镇上，你觉得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唐纳利 我想这取决于你怎么定义“小镇”。我住在卡斯尔巴，这里大约有 13054 名居民，所以我不会把它看作一个小镇，不过按照中国的标准也许算吧！我以前在更小的城镇和乡村地区都住过，说实话，我更喜欢现在住的地方。这里不会小到让人感到窒息，也不会让你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你的一举一动。

生活在小镇的乐趣在于那种社区感。不过，它的挑战在于缺乏匿名性。我们以前住在乡村地区时经常开玩笑说，邻居连你早餐吃了什么都知道！

单读 你所生活的爱尔兰梅奥郡，也是很多爱尔兰著名作家的故乡。你有特别喜爱的爱尔兰作家吗？能为我们推荐几位吗？

唐纳利 太多了。科林·巴雷特（Colin Barrett）也是来自梅奥的作家，他就是其中一位。我喜欢他那种口语化的风格，他的首部小说《野屋》（Wild Horses）完美地捕捉到了爱尔兰小镇的生活。

我刚刚读完多黛瑞安·尼格利弗 （Doireann Ní Ghríofa）的新书《死者说》（Said the Dead），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她既写诗也写散文，而且同时用英语和爱尔兰语写作。这本书把二十世纪初爱尔兰精神病医疗体系中真实女性的故事，与一条虚构的叙事线结合在了一起。

约翰·伯恩（John Boyne）也是我喜爱的作家。我很喜欢他的四部相互关联的中篇小说——《水》（Water）《土》（Earth）《火》（Fire）和《风》（Air）。它们从四个不同的视角，探讨了性虐待和创伤留下的影响。

剧集《正常人》

单读 《我们镇上的傻子，曾经是我》的写作灵感，是否来自于你的亲身经历或是周遭人的经历？

唐纳利 它来自我自己和我身边人的经历。有一个男人经常在卡斯尔巴的街道上走来走去，他是马特这个人物的灵感来源之一。这个人总是弓着肩膀走路，而且有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我经常会在路上看到他在城里走来走去，然后就会想，他曾经经历过什么？

我的工作地点大西洋理工大学（ATU）梅奥校区曾经是一家精神病院，这也并非巧合。这家医院于 1866 年开设，当时叫作卡斯尔巴区疯人院，最多曾容纳 1200 名患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它更名为圣玛丽医院。

我已经在这栋建筑里工作了三十多年。我经常会想到，在它成为一所大学之前，那些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我相信这些墙壁里充满了故事，而且我们的一些员工办公室曾经就是病人的房间。我经常想，我是不是在无意识中吸收了一些过往居住者的故事，它们在我的脑海里融合在一起，塑造出了马特。

单读 《我们镇上的傻子，曾经是我》是您的第一部小说，也是由一首诗衍生而来的。对你来说，从诗歌的写作到小说的创造是一个较大的跨越吗？你的诗歌如何影响了这部作品的创作？

唐纳利 并不是。

我 14 年前开始写作的时候，先尝试写诗，后来又慢慢写起了短篇小说和戏剧，然后又回到诗歌，之后又再次写起小说。我往往会根据某个故事、想法或者某个人物在我脑海里徘徊的方式，来选择不同的形式。

当我产生一个想法时，我会问自己：讲这个故事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诗歌、戏剧，还是散文？有时候，一篇作品最开始是一首诗，但后来会发展成别的东西。我写过的一首诗最后变成了一部独幕剧，另一首则变成了《我们镇上的傻子，曾经是我》。

我能看出，我在专注于诗歌之前所写的散文，与现在所写的存在很大的不同。写诗的经历教会了我在写作中使用感官性的语言、意象、隐喻和明喻的重要性，也让我更加重视节奏，以及聆听一篇作品的声音。我在写《我们镇上的傻子，曾经是我》时使用了这些技巧，希望创造出一部生动、富有诗意且具有沉浸感的作品，让我的人物马特得到应有的呈现。

我不得不承认，《我们镇上的傻子，曾经是我》经历了很多次折腾。最开始我把它写成了一本诗集；后来写成了一部戏剧；再后来，它在诗性和抒情性的语言中，逐渐变成了一个由片段组成的故事。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满意。我心里的那个诗人太执着于作品在纸面上的样子，所以我开始反复调整它在页面上的布局。因为我不仅想通过语言展现这个人物的心理状态，也想通过文字在页面上的排列方式来展现。

《我们镇上的傻子，曾经是我》内页

单读 书名 He Used to Be Me 非常特别，它似乎暗示：马特和我们之间并没有那么遥远。你是如何确定这个书名的？

唐纳利 其实，最初的书名是 The Man with the Nephin Hump。Nephin 是书中提到的内芬山。但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我的出版商也同意我的看法。所以现在这个书名是在某一天，我和新岛出版社（New Island Books）的玛丽埃尔·迪根（Mariel Deegan）打电话进行头脑风暴时想出来的。正如金发姑娘 [1] 会说的那样，“刚刚好（it was just right）”。而且，马特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遥远。

单读 为什么会选择让马特自己讲述这个故事，而不是由旁观者来描述他？

唐纳利 我最喜欢的写作方式是第一人称视角。我常常觉得，用第三人称视角写作就像拿一根棍子去戳某个东西，没法真正深入人物最不堪的一面。

说实话，我唯一能够写这本书的方式，就是通过马特的视角。我希望读者能够完全沉浸在他的世界里，而不是成为一个旁观者。我经常觉得自己只是马特的一个传声筒，只是把他在我脑海里告诉我的东西，一字一句地写下来。

单读 马特的叙述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像记忆一样不断跳跃：童年、创伤、幻觉、现实交织在一起。为什么你选择使用这样的结构？这种碎片化是否更接近一个人的真实记忆？

唐纳利 是马特选择了这种结构，而我只是顺着他走！每次我坐下来写作，他都会往我的脑海里丢进另一段记忆或者一个片段，我就把它写下来。

是的，绝对是。我们确实是以碎片的方式记住自己的人生。事实上，我现在正在写的书也是碎片的形式，而这正是我最喜欢的写作方式。反正我本来就很难写线性的叙事，也许是因为我的头脑很混乱，也许是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本身就很混乱。碎片化的形式也让我能够用尽可能少的文字抵达真正想表达的核心。

单读 在阅读《我们镇上的傻子，曾经是我》的过程中，难免会感到一种痛苦。你曾谈到，写诗让你得以用一种迂回的方式探索痛苦的经历。那在虚构作品的写作中，你如何审视自己与痛苦的距离或关系？

唐纳利 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我是一个相当有同理心的人，所以看到别人的痛苦会深深影响我，写小说的时候也是一样。即使现在，当我读《我们镇上的傻子，曾经是我》的最后一部分时，我还是会感到喉咙发紧。当我在公开场合朗读它时，不管已经读过多少次，我仍然会非常激动，声音里总会有一点颤抖。

我目前正在创作的人物也在面对痛苦和创伤，有时候我不得不离开一会儿，出去走走，或者做任何可以让自己从中暂时抽离出来的事情。我必须提醒自己，那不是真的，它只是一个故事。我知道，自己的痛苦经历让我成了一个更好的作家。

我能够触及存在于无意识中的黑暗，也能够触及存在于那里的光明。有好有坏，有硬有软，有甜有酸。有时候我的写作让我发笑，有时候让我落泪。这是一次全身心的自我体验，而且是以最好的方式。

电影《布鲁克林》

单读 你前几部作品的主题与身份认同息息相关。在对自身的性取向有清晰的认知前后，你觉得自己的感知力有发生变化吗？“酷儿身份”作为一个标签，会影响你的写作吗？

唐纳利 早在我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认识并探索自己的性取向之前，它就已经出现在我的写作中了。实际上，我是通过我的同性恋人物间接地活出了另一种人生。

我 45 岁开始写作，直到 50 岁才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我刚刚开始写作时，酷儿角色就已经出现在我的诗歌、故事和短剧中：我的第一部短剧，是关于一个同性恋男人向父亲出柜的故事；最早写的短篇小说之一讲的是一位同性恋修女，另一篇是一个男人在结婚四十年的妻子去世后，选择“出柜”的经历；还有早期的一首诗，写的是一个对自己教区神父心生爱慕的少年。

我确实曾经想过，为什么同性恋人物会不断出现在我的作品里。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这可能与我自己潜在的性取向，也就是我对女性的好感有关。在写作生涯的早期，我实际上是在探索，成为一个同性恋者可能是什么样子。

我渐渐意识到，我的写作是通往无意识的路径，也是我的隐秘自我借以发出声音、让自己被听见的方式。事实上，现在有时候我几乎害怕拿起笔写东西，因为我害怕自己的无意识还会释放出什么东西。

单读 你曾在采访中提到，离婚之后会有一种羞耻的感觉，你是如何与这种生命中的耻感共处的呢？

唐纳利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句很流行的话：“你不觉得羞耻吗？”这句话会被用来对一个做了不合常规事情的人说，甚至可能只是因为他穿着没有擦亮的鞋去做弥撒。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被灌输了一种不成文的观念：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羞耻感，那么你就应该为自己没有羞耻感而感到羞耻！

说得严肃一点，我已经学会了与羞耻共处。不过直到最近，我才写了一首关于羞耻的散文诗，它帮助我理解这种感觉。它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发表过，但我可以把它放在这里：

《羞耻》

为得宝积木搭成的房子倒塌时哭泣而羞耻；

为奶油色牛仔裤上的绯红而羞耻；

为四除以二等于三而羞耻；

为希望丈夫死去而羞耻;

为厨房窗户上留下的爪痕而羞耻;

为承认自己希望丈夫死去而羞耻；

为承认自己想带着孩子逃走而羞耻；

为违背那句“相爱、尊重，直到一生尽头”而羞耻;

为鸡叫三遍而羞耻；

为抛下无依的羔羊而羞耻；

为铺路的石缝里长出的杂草而羞耻；

为汽车漏油到街上而羞耻；

为写得糟糕的诗而羞耻；

为每次见到治疗师时心脏怦怦跳动而羞耻；

为烘烤圣诞蛋糕时水果沉到底部而羞耻；

为亲吻涂着口红的嘴唇而羞耻；

为诗歌朗读会上空了一半的房间而羞耻；

为花园里无人修剪的茶玫瑰而羞耻；

为缺少标点而羞耻；

为从此幸福地生活下去的结局而羞耻；

为没有完成你的……而羞耻

我最近还写了一首关于让我感到骄傲的事情的诗，我发现那首诗更难写，因为我从小接受的另一种不成文的观念是：如果你谈论自己取得的成就或者感到骄傲的事情，人们就会认为你在自夸，或者用另一句爱尔兰乡村的谚语来说，就是“她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that one has notions above her station）。

电影《薇塔与弗吉尼亚》

单读 最近在中国流行一种说法，“五十岁是生命创造力的第三高峰时期”，你会有类似的感受吗？你是如何看待和感知年龄的呢？

唐纳利 嗯，说实话，我希望六十岁也是人生创造力的另一个高峰！我明年就六十岁了。在我目前的人生中，衰老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我的身体已经开始显现衰老的迹象，有时候我会想念自己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和四十多岁时的身体。但那时候我没有现在这样的智慧，而有时候这种智慧足以弥补身体的衰老。

我经常想，如果我二十多岁就开始写作，我现在还能写出多少东西，还能取得多少成就。但那时候我没有太多人生经验。而自从我的婚姻结束以来，最近十六年所经历的一切，让我的写作要比从年轻时开始写作所能达到的程度丰富得多。

当然，以我现在这个年纪，总会有一种时间正在耗尽的感觉，会思考自己能不能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把想写的东西全部写完。我的精力也不如从前了，这会影响我的写作。另外，我还有一份作为编辑的日常工作，它也会消耗我大量的精力，这同样也会产生影响。

单读 你在致谢部分提到了“基标准”项目，我们有读者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不知道你能否给我们分享更多关于这个项目的介绍？

唐纳利 2019 年，我受卡斯尔巴的莱恩霍尔艺术中心（the Linenhall Arts Centre）邀请，参加了基标准项目。基标准是一个艺术与遗产项目，作家迈克·麦科马克（Mike McCormack，Solar Bones 的作者）与作家和视觉艺术家合作，在地方遗产的背景下探索基准点和测绘的相关维度。

基标准指的是一种乌鸦足形状的标记。十九世纪，它们被刻在爱尔兰各地建筑的石墙上，用于标记各个地点的海拔高度，测量土地的测绘员用它们来绘制地形地图。

莱恩霍尔的大楼拥有一面十八世纪的外墙，上面就嵌有一个基标准。卡斯尔巴以及全国各地的城镇中还能找到许多这样的标记。它们被刻在建筑物、桥梁以及其他重要建筑的石头上，而另一些则随着城镇的发展消失了。

那么，墙上的乌鸦足形状的标记和我的书有什么关系呢？我第一次看到莱恩霍尔墙上的那个基准标时，马特就开始和我说话了。他告诉我，他正在城里四处游荡，寻找他的寒鸦（cagá）的爪印，因为他认为，唯一能让自己保持在海平面之上的，就是它们。

单读 上一次你觉得自己像马特是在什么时候？

唐纳利 一小时前！不，我开玩笑的。不过，我通常会在写一些自己很享受的东西的时候，时不时觉得自己有点傻，这是一件好事。我有时候真喜欢在纸面上稍微疯狂一点，到底，一个快六十岁的女人还能去哪儿尽情撒野呢！

注释：

[1] 金发姑娘（Goldilocks）是童话《金发姑娘和三只熊》中的主人公。故事中，她认为三只熊的物品有的太过、有的不足，只有一个“刚刚好”。

翻译、编辑：蒋雪妍、叶晓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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