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重证据”再考中华文明之巴蜀贡献——纪念《蜀本中国考》发表140年暨三星堆考古发掘40周年

引言

一百四十年前，约清光绪十二至十六年间（1886—1890年），四川省合川县人戴光于《尊经书院》杂志刊发《蜀本中国考》一文，振聋发聩。整整百年之后，1986年，广汉三星堆一号、二号器物坑发现伊始。今值三星堆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纪念，学界盛会之际，与会专家、教授竟无一人敢于直言：“三星堆八个器物坑中残破器物的本来面目，正是古中国华夏社稷宗庙的祭祀礼器。”

此现象之根由，似可追溯至1925年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坑”之发现，及1959年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夏墟”调查中掘出二里头遗址，并被主流学者定为“夏都”。此后，“夏商周—中原中心”之文化叙事渐成定势，深入人心。然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核心使命，在于以多学科考古实证，确证中华文明五千年之信史，提出文明认定之“中国方案”，厘清演进脉络，为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提供历史根基与理论支撑。此乃新时代每一位“龙的传人”“华夏子孙”义不容辞之责。“实事求是”“讲实话、干实事”，亦是我等广大历史爱好者对三星堆—金沙考古工作者之殷切期望。

纵观当今世界，唯三星堆—金沙器物坑中“残渣破旧”之社稷礼器，能全面诠释中华文明社稷祖庭祭祀礼器之本来面目。谨饬作为戴光《蜀本中国考》之考古实物佐证。

约清光绪十二至十六年间（1886—1890年），四川合川人戴光于《尊经书院》杂志刊发《蜀本中国考》一文

一、正视“纵目大耳”：非“怪诞”，乃上古“昆仑文明”礼制之活化石。

三星堆器物坑中独一无二的“纵目大耳”青铜人像及面具，竟被某些主流“专家”肆意歪曲，斥为“怪诞”。此实为今人不识自家祖先“昔水昔人”之原始“昆仑”文化、信仰所致。

1、“天目珠”与“大耳纵目”：本土“昔人”观天授时、天文历法之“标志”圣物，非外来。

三星堆发现之“天目珠”，被某些“专家”称为“臣之眼”，并考证为外来传入。此论无视雕刻图案之本地文化属性，仅凭载体材质出处妄加怀疑，实属武断。藏羌本土“中国人”岂能认同此等不实之论？

三星堆“天目珠”原型可能佐证“佛教”起源地-“震旦·中国”

·“天目”观天授时，《周易·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大耳”闻风候气，《国语》载：“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瞽官闻风声和谐即知春气将至。

·“瞽官”（盲人乐官，称“瞽矇”“瞽史”）《周礼·春官·瞽矇》掌播鼗、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国语·周语上》载天子听政，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其制完备。

此表现华夏昔人“师法自然”的“鸮”之崇拜——早期天文历法与农业生产之结合，旨在精准掌握农时，“知天道”以“教授农时”，保障农耕。

天目珠等眼形图案，实为古“中国”（引用《何尊》宅兹中国）本土藏羌文化之圣物，渊源有自，岂可轻言外来？

考诸典籍复原夏殷周社会风俗传统文化：

·《礼记》《通典》明载：“尸，神像也。”《汉书·地理志》亦记：“尸乡，殷汤所邑。”

·《周礼·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以索室驱疫。”郑玄注：“如今之魌头。”

·“戴面具精通占卜卦算、沟通天地”之“方相氏”，源出“巫咸”“邛方”。《礼记·月令》称“面具助祭祀”，周代为“国傩”“大傩”，方相氏必戴面具。

·《论语·乡党》曰：“乡人傩，（衣）朝服立于阼阶。”可见傩礼通行华夏民间，面具礼仪之传承，渊远流长。

华夏“昆仑文明”之风俗信仰，经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宗教信仰积淀而成。故“尸像”“面具助祭祀”之习俗，实为华夏“中国”夏、殷、周三代数千年原生地传统礼制之自然呈现。中华古籍如《周礼》《仪礼》等，对社稷宗庙“明耳目、通四门”之规制及礼器形制，本有先如黄帝时“有典有册”之传承古籍文献的详实描述。

二、礼器正名：“大口方尊”本为社稷宗庙六尊礼器之一，称谓“壶”尊；“青铜网格器”实为“河图洛书”华夏传世宝“璽”。

1、《周礼》《礼仪》社稷宗庙之“壶”尊，何以被称“大口方尊”？

三星堆出土之“壶”尊，与台北故宫所藏“牺首兽面纹圆口方尊”形制相类，均为社稷宗庙西序六尊礼器之一“壶”尊。

《说文解字》明载：“壶，昆吾圜（天体）器也。礼器，腹方口圆曰‘壶’。”（昆吾自古以铸造闻名，曾助大禹治水，为华夏方国之一。）《仪礼》云：“八壶设于西序”。四岳神将如擎天柱肩负天庭，守卫四门；羲和四岳佐帝治理天下；五方五老（耆、黎）五行官坐镇四门正中，洞察八方视听，后土居中央——此皆可与三星堆青铜神坛相互印证。

须知，“尊”本非某一种礼器之形制。西序“六尊”实指六种不同祭祀礼器，依“牺（献）→象→著→壶→太→山”由小到大排列，体现“以小为贵”之礼制；其后方为盛酒水之“罍”，体虽更大而地位反低，不在六尊六彝正列之中。今以“大口方尊”泛称，失之远矣。

2、蜀地鼎器实证：非无鼎，乃“鼎”实非宗庙祭祀礼器。

·1889年（清光绪年间），四川郪县（今绵阳三台县）出土商代铭文青铜器《商父乙鼎》；

·1980年3月，成都新都发现符合《周礼》天子九宫棺椁规制之“马家大墓”，腰坑出土188件青铜列器，其中青铜鼎铭文“邵之飧鼎”明确显示：

①三星堆文明并非无鼎；

②鼎自古为诸侯氏族生活之炊具，所谓“钟鸣鼎食”之家，“鼎”非社稷宗庙祭祀礼器之一。

凡此诸多考据，实证巴蜀大地从夏殷周至战国之墓葬传统、丧祭习俗，与中华古籍文献记载完全一致。

3、“青铜网格器”实乃“河图洛书”宝“璽”，何故双标？

三星堆出土之“青铜网格器”，其形制、祭祀传承作用实为华夏传世重器“河图洛书”宝璽。反观二里头遗址陪葬封镇冥器“绿松石螣蛇形器”（三星堆亦有相似之“青铜玄武”），却被冠以“龙形器”之美名；而三星堆器物坑中众多青铜社稷礼器上所呈现之“中华龙”形象，欲置之于何等文化地位。

《竹书纪年·五帝纪》详载帝尧禅舜之事：“……荣光出河，休气四塞……乃有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缘坛而上，吐甲图而去。甲似龟，背广九尺……其书言当禅舜。遂让舜。”此即“河图洛书”之精准描述。三星堆“青铜网格器”正是此宝璽之实物再现。

至于“中华龙”形象，乃“昆仑文明”数万年观天授时、拟订历法、象天法地之结果。冯时先生在《中国天文考古学》中提出：龍字古体（甲骨文、金文）非源于地上动物图腾，而是东方苍龙七宿星象连线图示，读音“long”表“大”之义。《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打败炎帝、蚩尤后，会盟部落，取各图腾突出部分合成新图腾——龙，为共同标志。《左传·昭公十七年》：“大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闻一多先生亦言：“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现在变为每个中国人的象征了。”

三星堆“衔璋虎头龙”（狴犴，又名宪章）即为此神兽之实证。

三、古“江漢”“河洛”自古起源于蜀地“中国”。

1、《诗经·小雅·大东》，原文为“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整句意为：‌天上拥有灿烂的银河，其光辉照耀大地‌。华夏古人观测到银河的走向与地上的汉水（汉江）走向一致（西北至东南），因而象天法地将地上的河流命名为“汉”，形成了“天汉”与“地汉”交相辉映的意象。‌

“天汉”起源北部的“织女星宿”（三星跂彼构成特别明亮的织女星宿）古人象天法地对应“地汉”汉江起源地古“江原”（今大邑县）“盐店古城-高山古城-紫竹古城遗址群”。

“高山古城遗址”（今大邑县）秦惠文王伐蜀始封郡县于汉名“江原县”，晋初改名为“漢原郡”。

其西侧一片喀斯特地貌丘陵地区应该就是成都平原上古至今最重要的龙门山脉大地震减波地带-上古“姜原”、涿鹿之丘、殷称“周原”、周称“漢原”。

“原”字原释义：“原”字古体为"‌厵‌"，本义指‌泉水从山崖下流出‌，即‌水源、源头‌，后引申为根本、最初、宽恕等义。‌‌

字形与本义

‌古体写法‌：先秦金文作会意形（山崖下流泉），《说文解字》正体作"‌厵‌"，从“灥”（三泉）从“厂”（山崖）；小篆简化为从“厂”从“泉”的"‌/原‌"。

‌造字理据‌：会意字，“厂”表山石崖壁，“泉”表水流，合指‌水流出发之处‌。

‌核心本义‌：‌水流的起始处‌（即后世“源”字之本），《说文》：“厵，水泉本也。”‌‌。

我推论：鹤鸣山寺庙前是上古“沮（䢺）水”和“漆（“汁”，最早‘什邡’）水”交汇处，附近古“灌口”（今悦来古镇）应该有最早的古“漢江水利工程”（如“四六分水”人工治水工程遗迹）。因“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时期，龙门山脉发生特大地震，西北山地突然拔高（天倾西北），水源改道，古“灌口”失去了灌溉工程意义。这是华夏“江汉同源，监亦有光”的起源地。

以下考古实物铭文与古籍文献记载相互佐证形成考据证据链。

（1）、西周《史墙盘》铭文：弘鲁昭王，广笞楚荆，惟寏南行。（“楚荆”《山海经》“会稽山在大楚南岷…南江‘高山’在‘成都’西”等“楚、荆”定位于成都平原岷山以南；“南行”符合《班簋》铭文“宗周”在今三星堆雒城古“洛邑”）符合‌《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时，管仲责问“昭王南征而不复”，楚成王使臣答“君其问诸水滨”，明确提及昭王死于汉水（“不复”即未返，后世注疏如杜预释为“涉汉，船坏而溺”）。形成佐证考据；

（2）、‌《古本竹书纪年》‌（西晋出土战国魏简）载：“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王南巡不返”，点明昭死于汉水班师途中。（古“召邑”实证在新都区“马家大墓”《周礼》天子墓葬规制出土“邵之飧鼎”铭文）以及周原甲骨文H11：1有卜辞“王其邵祭成唐”；

（3）、‌《史记·周本纪》‌记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未详死因，但“江”在先秦常特指汉水（如“江汉朝宗（崇）”）。‌‌

西周昭王因胶船、梁（“成都”《禹贡》曰“梁州”，距今万年前“羊子山古祭台”为“《禹贡》梁域天文分界”）败等具体死因说法，首见于汉以后《吕氏春秋·先识览》（“梁败，王及祭公抎于汉中”）与皇甫谧《帝王世纪》（“胶船进王，中流胶解”）。

2、自古“河、洛”在成都平原。

以《大禹九鼎图述》等古籍对传说中夏禹九鼎纹饰的‌推演复原图‌

（1）、自古“河”出华夏“昆仑山”。依据明代《坤與万国全图》标注古“昆仑山”“星宿海”位置在“成都府”西测，同在北纬30°附近。符合陈寿《三国志·秦宓传》记载：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江、河）淮、济四渎，江为其首，此其一也！

（2）、宋代官方《四川舆图》明确标注“洛水”源出“石纽山”过什邡“章山”，“中江”明确标注“洛水性钢宜淬火利刃坚”。

2014年广汉雒城出土西汉“广汉郡雒江桥墩”铭文，皆证实《竹书》《史记音义》《水经注》所载：黄帝等各代帝王“东巡河过洛，筑坛沈璧”即“洛邑”在三星堆雒城遗址。

四、“三星堆文明”非“古蜀文明”，乃汉文、古夷文等文献共同记载之华夏社稷“昆仑”文明。

所谓“古蜀文明”乃臆造之历史时段，此说毫无根据。“三星堆—金沙遗址”考古成果真切反映巴蜀大地两千多年来汉文、古夷文、濮语等古籍文献所载之华夏史实。

·《周书·王会》明确记载：北方有獨鹿（涿鹿），蜀山氏女即蚩尤之女，二族初虽兵争，后通婚媾。

·《华阳国志》明载：“周失纪纲”后，东周襄王元年（前651年），（周“牧誓八国”之一）蜀侯蚕丛始称王治瞿上，次柏鹳，次鱼凫。其后杜宇娶朱提梁氏女，称“望帝”，治蒲卑（濮郫）。《钦定四库全书·四川通志》明确记载“周杜宇墓”在郫县西南一里（今望丛祠）。杜宇“从天下”而建国号仍为“周”，曰“望帝”，禅位鳖灵曰“周丛帝”，开启“周开明帝十二世”之历史事实。

《钦定四库全书·四川通志》明确标注“周杜宇墓”在郫县西北一里（今望丛祠）

·左思《蜀都赋》云：“盖闻天以日月为纲，地以四海为纪……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所谓“周失纪纲”，即东周诸侯集团丢失“中国”（引《何尊》“宅兹中国”）之天下。《华阳国志》有清晰记载：“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周失纲纪，蜀先称王。”

·《华阳国志·序述》鹃鸟（杜鹃，特指杜宇）今云是巂（xi）或曰巂周，四海有之…(“巂”字象形文字原型即昔方圣器“三星堆青铜神坛”)

五、“夏商周”乃地理概念，“夏殷周”乃历史概念——厘清三代时空。

1、“夏、商、周”为地理三角相邻相叠之区域。

·《山海经》载“稷”之侄“叔均作耕”建立“西周之国”；

·《竹书纪年》载高辛氏帝喾（历史远早于虞夏子契时代）居“亳”（商地）；

·《史记·周本纪》载殷帝辛三十三年封周方伯姬昌为“周王”，职征伐（夏殷“车正”司职），都邑于“酆”；《史记·吴泰伯世家》载“封周章弟仲虞于周之北，故夏墟”——周地与夏墟南北相邻。

故夏、商、周三代故地呈地理“三角”相邻相叠之态。

2、“夏、殷、周”为三代历史更替之序。

·夏：禹治水毕，天锡“玄珪”，受舜禅，即天子位，都于阳城，居冀，颁夏时于邦国。（“夏”字象形文字原型为“夏禹”尸像即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大戴记》有明确记载：宰我曰：“请问禹”，孔子曰：“高阳孙、鲧之子也。曰文命，敏给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地气律吕），身为度（圭表度日），称以上士。亹亹（wei1)穆穆，为纲为纪。巡九州、通九道、陂（bi4，倾危）九泽、度九山、为神主、为民父母。左准绳、右规矩（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两手环握之礼器），覆四时、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天目冠·“九天”也称“成天”扬雄《太玄·太玄数》记载：九天：一为中天，二为羡天，三为从天，四为更天，五为睟天，六为廓天，七为减天，八为沉天，九为成天。“成都”即“九天咸都”载天的来历），明耳目（纵目以观天象、大耳以测地气），治天下。”（清晰明确描述出“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尸像细节）。不仅如此，《大戴礼》前言记载介绍“社稷宗庙-虞夏世室”祭祀的九位先贤神主：稷播种务勤；嘉穀（gu3）以作饮食；羲和掌历敬授民时；使益行火以辟山萊（藜，野菜。“田萊为荒”指开荒）；伯夷（益）主礼以节天下；夔作乐以歌䈁（䈁）；舞和以钟鼓；皐（gao1）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为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经，其言不惑，其德不慝（te4)，举贤而天下平。（三星堆器物坑内一众青铜头像），如果没有“三星堆文明”黄帝之史“沮诵、仓颉造字”有典有册的“漢语言”文字体系世代传承至记载于后世《大戴记》，后世如何有此文字记载对考古出土三千年前三星堆青铜器实物的精准描述，并且这还不是孤证。）

·殷：成汤伐桀，放之南巢，东至洛，观帝尧之坛，三让登天子位，后改天下之号曰“殷”。

·周：殷帝辛三十三年，命西伯昌为“周王”居“酆邑”，专征伐（受封“车正”），是为文王“周国”之始。

3、夏殷“三正”官制沿袭上古巫咸国三元分权。

巫咸国以「巫文、民政、军政」三分架构，夏殷规范为中央「庖正、牧正、车正」三正辅政体系：

·庖正（天正）——承袭灵山十巫之巫权文官体系，掌郊祀、历法、典籍、宗庙礼制（《尚书·立政》孔传）；《左传·哀公元年》：昔有过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

·牧正（地正）——承袭巫咸国王族民政管辖权，总领农牧、户籍、贡赋（三星堆南“濛阳竹瓦街”窖藏青铜列觯铭文“牧正父己”）；《左传·哀公元年》：「少康为有仍牧正」，杜预注：牧正总领全国农牧、户籍、地方贡赋、部族民政，对应巫咸国王族日常民政权责；

·车正（准正）——承袭巫咸国王族军政征伐权力，专掌战车、军备、军队调度（《左传·定公元年》）。殷帝辛33年王锡命西伯（封文王于周）。盖得专征伐（车正）。受命自此年始。

古夷文字文献与汉文《尚书》《左传》记载一一对应，证明夏殷官制脱胎于沮漆“昔方”“巫咸国”之成熟治理体系。

六、中华文明起源于青藏高原东南麓古“昆仑山文化”——成都平原为“天下之中，都广之野”。

明代《坤與万国全图》明确标注古中国之根本古“昆仑山”“星宿海”位置

1、地理与气候基础：玉木冰期动植物生存“诺亚方舟”-“四川盆地”。

约11.5万年前至1万年前，约2.26万年前至1.8万年前为玉木冰期的盛期。北半球玉木冰期（中国称“大理冰期”“晚大理冰期”），四川盆地因独特地形成为唯一生物“诺亚方舟”，为原始人类文明延续演进提供了优渥自然环境基础。

2、2021年《人类遗传学》杂志发表论文证实：今天非洲之外的人类Y染色体全部起源于东亚，5—6万年前所有非洲以外人类父系Y染色体均源自东亚。

四川盆地古人类社会本地演进逻辑链

·240万年前：巫峡人；

·35万年前：遂宁桃花源古遗址；

·20万年前：稻城皮诺遗址、眉山坛罐山遗址；

·8万—3.5万年前：资阳濛溪河遗址（资阳人）；

·2万年前：三星堆旁蒙阳五块石遗址；

1956年成都羊子山远古祭台考古现场（于次生黄土层中部发现有孤立五件套“打制石器”奠基器物）

·约1.3万年前：成都羊子山祭台；

·4800年前：以三星堆古雒城遗址为代表的“高山文化”“宝墩文化”“十二桥文化”成都平原古城遗址群。

云南岩画：4—5万年前已有“昆仑”历数文明实证

3、四川省社科院李后强教授考证，云南发现早于文字体系的远古“太阳历数”岩画，其圆形外放射线条均匀分布约60条，反映季度交替时间内的太阳轮次，乃原始历数之“昆仑”文明概念。此岩画与金沙“太阳神鸟金饰”存在明显文化演进关系，为中华文明本源于成都平原古“昆仑山”提供了强有力实证。

4、“昆仑文明”之四迁传播。

《三国志·秦宓传》载“三皇袛车出斜谷”，远早于炎黄之三皇（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已乘“车舟”先进工具四方迁徙传播“昆仑文明”。北纬30°之埃及金字塔、美洲玛雅金字塔皆有“四方昆仑台”文化基因。古印度佛教自“震旦·中国”传入（梵语Cīna-sthāna，意“东方日出之国”）；两河流域苏美尔“黑头人”自称来自“东方故土”——“伊甸”（开阔平原）。

5、人口迁徙之基因与文化证据。

（1）、以大邑“高山古城遗址”为例，距今4300年之“高山人”与黄河流域上游“马家窑文化”人群及中下游人群为同一父系基因遗传“华夏人”，其共同祖先是距今8万—3.5万年之“资阳人”。“高山人”墓葬随葬花椒、核桃、象牙制品，且有拔除上门牙之习俗，与“资阳人”文化一脉相承，表明医药种植、保健文化和“齿龄”信仰乃长江与黄河文化之共同源头。

距今8万年前四川濛溪河遗址发现硅化木石块刻划“齿龄”以及“历数”痕迹。（《道经》释“史”：中国者，发于龄（年），终于广义，是天国之成。）

（2）蜀地“古中国”巫咸文化贯穿上古华夏文明历史之明证

·《世本·作篇》：巫咸作筮1（发明蓍草占卜，为卜筮始祖）

·《归藏》：昔黄神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即“坂泉”），将战，筮（shi4）于巫咸。（巫咸为炎黄战前占卜）

·《史记·天官书》：昔（方）之传天数者……殷商巫咸。（巫咸为殷代天文占星家）

·《离骚》/王逸注：巫咸将夕降兮；巫咸，古神巫也，当殷中宗之世。

·屈原《离骚》有言：“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

蜀地“古中国”祭祀礼仪与“椒糈”习俗对“四海八荒”外迁地区文化影响深远。

6、“昔水昔人”：文字、族源与治水传统

·大邑高山古城遗址自古有“昔氏”。南宋《邛州志》、明《嘉庆直隶邛州志》载“邛之䣢濮”即“昔水”。古汉文字“ξ”（读音xi·昔“有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有读音之根文字，后衍化为“昔”“㛭”“焟”“鹊”“厝”“籍”“耤”“巂”“西”等象形、音义文字。今存汉字“䢺”、“䣢”即源于此。

·《什邡志》载：“蜀西南夷旧有君长，谓黄帝，子昌意（居若水）娶蜀山氏女（生颛顼）也。”沮诵、仓颉“以鸟兽迹造字”，皆属黄帝太史，故汉字起源地在成都平原。

《孟子·滕文公上》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氾滥於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穀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汉字产生于古“中国”）

·众多古籍记载形成完整逻辑链，佐证三星堆青铜神坛所描述华夏“后帝始治洪于昔方”：

《尚书》：“人之先民在昔，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荀子·子道》：“昔者江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

华夏帝王称谓“昔者”，如《国语》《淮南子》《战国策》《竹书纪年》所载；如“昔少皞生炎帝、黄帝”“昔者共工与颛顼争帝位”；《易经·系辞上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诗经·商颂》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清华藏简·五纪篇》对青铜神坛之注解：“唯昔方有洪，奋溢于上，权其有中，戏其有德，以乘乱天纪。后帝、四干、四辅，乃耸乃惧，称襄以图。”

《竹书纪年》亦载后帝“修历五纪”以平洪水。“后帝情己，修历五纪，自日始，乃旬简五纪。五纪既敷，五算聿度，大参建常。天地、神祗、万貌同德，有昭明明，有洪乃弥，五纪有常。”

《尚书·洪范》说：“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

·成都平原古城遗址群之城墙皆具防洪功能；三星堆—金沙出土实物、都江堰、湔江堰、朱李火堰等先秦治洪水利工程；

·西周《班簋》《虢季子白盘》《遂公盨》《史墙盘》、汉武帝元年铸铁器《雒江桥墩》等铭文；皆实证华夏“昔人”社稷宗庙在三星堆古雒城遗址。

7、“屈”氏与“会稽山”：楚人祖源之巴蜀印记

“屈”氏春秋时为楚国公族姓氏，其异体字“詘”等皆保留起源地“出邑”之信息——即古昆仑山下“昔水”（今䢺江），周人、楚人祖先“不窋”故里，上古大楚毕郢之乡。《山海经·海内东经》载：“会稽山在大楚南岷，三江首……高山在城都（成都）西。”明确点明大邑“高山古城遗址”为“会稽山”地理坐标。屈原《离骚》开篇曰言“帝高阳（颛顼）之苗裔”，屈原自述祖源在成都平原。公元前278年屈原投汨罗江，后世每年端午（颛顼带午）竟未能唤醒今人对华夏社稷祖庭之记忆，岂不痛哉！

秦赢氏亦为颛顼后裔。

《史记·秦本纪》开篇：“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秦公一号大墓”石磬铭文“高阳有灵，四方以鼏（mi4，鼎盖）平”，及国家博物馆藏《秦公簋》铭文“鼏宅禹绩，在帝之社，虩（xi4，恐惧的样子）事蛮夏”，皆坚实佐证戴光《蜀本中国考》之论断。

八、有考古证据链确证中华民族“汉族”亦起源于漢即“三星堆”古雒城遗址，古曰：“洛阳”。

1、漢中王刘邦初建都于“三星堆”廣（guang3，四周无墙的大屋·黄帝之合宫）漢，古之曰“洛阳”（建“漢”后“洛阳”改为“雒阳”）。

扬雄《解嘲》赋有记载：天下已定，金革已平，（漢）都于洛阳，娄敬（秦末漢初名臣）委辂脱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举中国（天下之中）徙(xi3，古意“搬家”）之长安，适也。

王勃《益州夫子庙碑》（《九陇县龙怀寺碑》）亦云：“探周规于旧宅，询汉制于新都；开基於四会之躔（读作chán‌，践。核心意思是‌野兽足迹‌和‌天体运行），授矩於三农之隙。（在四方交汇的吉壤奠基，于农闲时节传授礼法规范。）”。

此古文献佐证西汉时期汉武帝元年在广汉“洛水”铸造“雒江铁桥墩”文物。2014年广汉三星堆出土西汉武帝元年属中国最早官铸铁器，西汉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官营制铁产物，“八角形”铁器表面铸有篆书铭文：“广汉郡雒江桥墩重四十五石太始元年造”。

西汉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官营制铁产物，“八角形”铁器表面铸有篆书铭文：“广汉郡雒江桥墩重四十五石太始元年造”。此实证“三星堆古雒城遗址”为汉高祖刘邦初建都之古“洛阳”。

2、古“漢山”即石纽“汶山”，古“漢水”可能即“沫水”出广柔徼外。

陈寿《三国志·蜀书》言：“禹（文命）生于汉山之石纽，夷人不敢牧其地。”常璩《华阳国志·蜀志》：“石纽，古汉山郡也。崇伯得有萃氏女，治水一行天下，而生禹于石纽之剖儿坪。”皇甫谧《帝王世纪》：“禹生石纽乡，县有石纽邑。”《水经注·沫水》：“沫水出广柔徼外。”《注》“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

八、中华（昆仑）文明一脉相承，中华朝代赓续历史清晰明确，不存在“多元一体”的多文化起源。

《四川通志·四川郡县志》开篇明义：“蜀之始于人皇”，在蜀地赓续全部上古“中国”历史。

上溯盘古开天地（昆仑文明起始），历经昔水昔人、女娲、伏羲、三皇五帝、尧舜禹、夏、殷、西周、春秋（含“牧誓八国”蜀侯蚕丛等相继称王）、战国（含巂周杜宇、巂周开明氏十二世），至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灭巴蜀，秦始皇开启“得巴蜀（古中原）而得天下”华夏历史，此后秦、西楚、汉（西汉、新、东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北宋、南宋）、元、明、清，朝代更迭而文明赓续不绝。

以上中华文明王朝赓续印证《道经》释“史”里诠释之“中国”：中国者，宇宙未主，发于龄，终于广义，是天国之成。

综上所述，以中华文明古籍文献记载、巴蜀考古实物证据、本地人文地理风俗传承构成之“三重证据法”考古逻辑链，足以证明戴光《蜀本中国考》之历史真实性。上古炎黄华夏“震旦·赤县神州·最早中国”之“昆仑文明”，其起源地、上古历史发生地从古至今仅在“天下之中，都广之野”——古“中国”即今日之成都平原为“昆仑忠黄”辐射及周边广大地区。此非臆说，乃经史子集、出土文物与活态民俗共同昭示之史实。

谨以此文，纪念戴光《蜀本中国考》发表一百四十周年，暨三星堆考古发掘四十周年。愿华夏子孙不忘来路，方识归途。 (《大邑学》文史研究吴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