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无耻的，但没见过如此无耻的

割让台湾那年，慈禧正筹办六十大寿。章太炎后来给她写寿联，上联说她今日幸颐和、明日幸海子，几忘曾幸古长安，亿兆民膏血轻抛，只顾一人庆有；下联历数五旬割云南、六旬割台湾，此时又割东三省，数千里版图尽弃，每逢万寿疆无。上下联最末一句，不过把“有庆”“无疆”四个字颠倒了一下——一人有庆，万寿无疆，本是臣子颂圣的套话；颠倒过来，便成了一人庆有、万寿疆无。词的顺序一换，整个国家的命运就换了个方向。五旬、六旬、七旬，每一次万寿，都有一片土地从版图上抹去。

云南是五旬时割的，那时候中法战争刚打完，明明镇南关打赢了，她偏偏要乘胜即收，跟法国人签了《中法新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云南、广西的通商口岸就此打开，中国西南的门户再没有关上过。六旬时割的是台湾，甲午战败，《马关条约》一签，两亿两白银加上一整座岛屿，说给就给了。七旬时割的是东三省，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她逃到西安，签了《辛丑条约》，四亿五千万两的赔款把整个国家的关税、盐税、常关税全抵押了出去，俄国人趁机占了东北，她连吭都没吭一声。

她的逻辑非常简单：洋人打过来，我打不过，如果硬撑，皇位可能没了；如果割地求和，我还能继续做我的太后。所以每一次签约，她都在做一道选择题：战败亡国，或者割地求和。她永远选后者，因为后者至少能保住眼前的一切。这种短视，说到底是一种极端自私的理性。但她不是一个人，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坐在那把龙椅上的每一个人，做的都是同样的选择。

道光皇帝旻宁是这一切的开端。他这辈子打过一场鸦片战争，输了，然后签了《南京条约》。英国人本来只想要个通商口岸，他怕得要命，人家一开口，他便应承了五口通商、赔款两千一百万两、割让香港。御前会议上，他愁眉苦脸地对群臣说，香港乃弹丸之地，割之无伤大体。割之无伤大体——这话说得真轻巧，仿佛割的不是自家土地，而是割了一块多余的赘肉。他不知道，这一刀下去，流的是整个国家的血。

英国人的炮舰从珠江口开进来，他坐在紫禁城里，心里想的是：只要他们肯走，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他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事端”二字，凡是有可能惹出麻烦的事，他都想躲过去。英国商人走私鸦片，他派林则徐去禁烟，可林则徐真的禁了，英国人真的打过来了，他又慌了。他把林则徐革职查办，打发到伊犁去，以为这样英国人就能消气。可英国人不要林则徐，他们要的是通商、是口岸、是土地。他给了，给了之后还安慰自己：割了香港，总算保住了广州，保住了江南，保住了祖宗留下来的大部分江山。

这种无耻，不是凶恶的无耻，而是一种浑浑噩噩的无耻——我无能，所以我认输，认输总可以吧？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后来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里写道，北京拒绝以平等态度交往，直到不得已时，才在不平等条款的基础上被巧取豪夺。这话说得客气，但意思很清楚：清朝统治者不是被逼到绝路才割地的，他们是在还可以抵抗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投降，因为他们骨子里就不想惹事，只想安安稳稳地坐在那把椅子上。

咸丰皇帝奕詝比道光更不像话。英法联军打进北京，他吓得丢下祖宗陵寝、丢下百姓，一溜烟跑到热河。临走前，把议和的烂摊子扔给六弟奕訢，自己躲在山沟里做缩头乌龟。结果签了《北京条约》，割让九龙，赔款一千六百万两，还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这些条款，他连看都没仔细看，只要不退位、不把他揪回来，他什么都答应。更有甚者，他在热河行宫里继续花天酒地，看戏听曲，仿佛北京城里的枪炮声与他毫无干系。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他得知后，也不过是叹了几口气，随即又沉迷于醇酒美人。一个皇帝，江山都快丢了，还只顾自己快活，这不是无耻又是什么？

咸丰朝还有一个恶政，就是大开捐纳之门，为了凑赔款的钱，什么官都能卖，把吏治彻底搞烂。他躲在热河的那一年，全国各地的税赋提前征收了三年，百姓卖儿卖女，他却在行宫里点着灯看《长生殿》——戏文里唱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生离死别，他看得入迷，浑然不觉自己就是那个丢了长安的唐明皇。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唐明皇至少还知道羞耻，在马嵬坡前赐死了杨贵妃，可咸丰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愿意知道，他只是缩在热河的宫殿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弟弟奕訢，推给了朝中的大臣，推给了那些替他签字的官员。这种无耻，是一种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的无耻：我是皇帝，但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跟我没关系。

但若论无耻之最，还得说慈禧。她掌权近半个世纪，对外战争打了四场，场场皆败，场场割地。中法战争，明明镇南关大捷，冯子材打赢了，她偏偏要乘胜即收，跟法国人签了《中法新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还开放云南、广西口岸。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她派李鸿章去日本签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赔款两亿两，还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厂。台湾被割时，全台士绅痛哭上书，请求废约再战，她理都不理，只说了句台湾渺不足惜。渺不足惜——这四个字从一国之母嘴里说出来，比任何刀剑都伤人。后来义和团闹起来，她先是利用，又得罪了十一国，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她带着光绪一口气逃到西安。这次签的是《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连利息总共九亿八千万两，把大清国的关税、盐税、常关税全抵押了出去。她还下了一道谕旨，里面那句话流传至今：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意思再明白不过：只要能哄得洋人高兴，什么都可以给。有学者后来分析，这句话暴露的是一种内在的己不如人之自卑，她不是不知道耻辱，她只是把耻辱换算成了生存的筹码，然后发现耻辱的代价比生存的代价便宜得多。到了晚年，她对出洋考察的载泽等人说，只要不妨碍我的权位，洋人要什么给什么。她把国家当成了自己的私产，把土地当成了可以随意丢弃的废物，这样的无耻，已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一种制度性的腐烂。

后世对这位太后的评价，中西方截然不同却

又殊途同归。章太炎骂她不过先帝一遗妾，只知吸食黎民之膏血，戕残国家之元气，别无能耐。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痛斥她以一国为私产，以万民为犬马。鲁迅没有直接骂她，但他说中国历史上多的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晚清正是这样的时代——统治者为了自己做稳奴隶，不惜让四万万人都去做奴隶。西方学者的评价则更加复杂。费正清把晚清统治者的失败归结于她们死守朝贡制度，滋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正是这种优越感阻碍了西方先进文明和现代性的输入。在他的框架里，不平等条约甚至不全是坏事，因为它至少让清朝开始接受与外国人共享治权的观念。这种逻辑，今天看来近乎残忍，却是西方主流汉学家长久以来的共识。费正清的学生芮玛丽走得更远，她在《同治中兴》里提出，中国之所以不能成功适应近代世界，障碍不是帝国主义侵略，不是满清统治，不是官场愚昧，而是儒家学说本身的基本构成因素。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就算没有洋人打进来，就算换一拨人当皇帝，只要儒家的那一套还在，中国就走不出现代化的困境。她没有直接骂慈禧无耻，但她指出了比个人无耻更可怕的东西：整个统治阶层赖以生存的思想体系本身，已经成了进步的障碍，那些割地赔款的统治者，不过是这个体系的产物和牺牲品。英国学者罗伯特·利斯顿在《女统治者》一书中将慈禧比作古代的克娄巴特拉，说她是“一个腐朽王朝的最后一位伟大的统治者，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她为了她的国家、她的王位拼尽全力”。这种评价有几分替慈禧开脱的意思，但也点出了一个事实：她所处的那个位置，换谁坐上去，恐怕都逃不出同样的命运。

同治皇帝载淳，年幼登基，由两宫垂帘，他本人在位期间不过是个傀儡，但名义上他亲政那两年，也批准了《中俄伊犁条约》等几个条约，割了西北一些领土。光绪皇帝载湉，倒是想振作，搞了戊戌变法，结果被慈禧囚禁了十年。但他毕竟也签了《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虽是迫于无奈，却终究是在他的御玺上盖了章。整个晚清七十年，从1842年到1901年，一共签了四百多个不平等条约，割让或租借出去的领土，加起来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这些领土，有东北的，有西北的，有东南沿海的，有台湾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曾生活着中国的百姓，都被这些端坐在紫禁城里的统治者们轻飘飘地送了出去。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1911年和1915年两次于京都大学演讲，后来结集为《清史九讲》，他隔着一个日本海观察清王朝的衰亡，从兵力、财政、思想三个维度分析清朝何以走上末路。他注意到一个关键问题：清朝岁入不断减少、开支不断增加，在乾隆末年到道光末年的六十年之间，这种收支失衡已经铸成了迅速衰败的根。换句话说，这个帝国的崩溃不是从甲午开始的，也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而是从更早的时候就埋下了根。统治者的每一次挥霍、每一次短视、每一次割地求和，都是在往这根上浇油。

最无耻的一幕，出现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慈禧从西安回銮，一路摆足了排场，仿佛打了胜仗似的。她接着过她的六十大寿，花了几百万两银子修颐和园，而四亿五千万两的赔款摊到每个中国人头上，人均一两，正好一人赔一两，明摆着是羞辱。那个时候，南方各省已经宣布东南互保，不听从朝廷调遣，清廷的威信扫地殆尽。而慈禧依然在宫中看戏，听谭鑫培唱《空城计》，听到诸葛亮抚琴退敌处，她鼓掌叫好，浑然不觉自己就是那个丢了街亭的马谡。鲁迅在《阿Q正传》里写阿Q被人打了，心里想的是“儿子打老子”，于是心满意足地走了。晚清的统治者们也是一样——割了地，赔了款，签了约，然后对自己说：总算保住了皇位，总算还能继续做皇帝、做太后。他们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把每一次耻辱都消化成了理所当然。这种无耻，比单纯的贪婪更可怕——贪婪至少还知道自己要什么，而这种麻木连自己在做什么都不知道。

已见过无耻的，但没有见过如此无耻的。这句话送给晚清这几位统治者，恰如其分。但无耻的背后，还有一种更深的悲哀——他们明明有能力做得更好一些。道光如果不那么怯懦，咸丰如果不那么贪生怕死，慈禧如果不那么自私狭隘，中国近代史的走向或许会不同。可历史没有如果，他们选择了最轻松也最可耻的那条路，把民族拖进了深渊。后世读史者，每每翻到“割让台湾”“赔款四万万”这些字眼，心中便如刀割。而那些签字的皇帝和太后，却一个个在史册上留下了“宣宗”“文宗”“孝钦显皇后”这些体面的庙号和谥号，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而我写下这些，不是为了骂。骂一个人、一群人、一个王朝，太容易了。我想说的是另一种东西——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或许不是那些割让出去的领土，不是那些天文数字般的赔款，而是那些签完条约之后继续看戏、听曲、过寿的夜晚。那些夜晚里，紫禁城的灯还亮着，颐和园的水还流着，而整个国家的骨头，已经一节一节地被抽走了。

慈禧最后一次过寿，是在光绪三十年的十月，那时候日俄战争正在中国的领土上打得火热，她不管，照样大操大办，花了多少银子没人说得清，只知道光戏台就搭了三个，从宫里一直搭到颐和园。唱戏的角儿从全国各地召来，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一个不落。锣鼓敲起来的时候，东三省的百姓正在俄国人和日本人的炮火底下逃难，台湾的百姓正在日本人的统治下过第二个十年，而紫禁城里的那个女人，正拍着手叫好，笑得满脸都是褶子。

这大概就是无耻的最高境界了——不是不知道，是知道了也当作不知道；不是没有感觉，是感觉了也当作没有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