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尔登：我对鲁迅的意见，不可能是公正和公匀的

鲁迅去世至今已整整90年。当今是互联网、全球化、AI的时代，与百年前的黄包车、殖民地相去甚远，为何在百年后的今天，还要重读鲁迅？“我相信，起鲁迅于地下，花五分钟教他使用电脑或互联网，再花五分钟告诉他这一百年间发生了什么，鲁迅就可以与当代人会谈无违了。”因为，“鲁迅的当代性，甚至延伸到了今日”“我们时代就是鲁迅的时代，我们与鲁迅是同代人”。这便是本书的主旨所在，刀尔登写鲁迅，没有宏观大论，他深入细节，写鲁迅的翻译、鲁迅的小说，鲁迅的外语、鲁迅的宽恕，以及鲁迅的拒绝诺奖候选人提名……，刀尔登是爱鲁迅的，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对鲁迅的意见，不可能是公正和公匀的，但有机会，肯定会偏袒于他”。也正是这种偏袒，才是本书的极特别之处。

《我读鲁迅》之 外奖（节选）

文/刀尔登

很多读者知道，鲁迅曾在1927年拒绝斯文赫定提名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建议。这件事情，颇难评说，特别是当我们对胸中的权衡略加反省之后。

有一种疑问，是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公正。在我看来，这或者是幽默或者是邻父之疑。我不知道发此大疑的人，所说的公正究竟何指，是基于公认，交由全世界人民投票呢，还是本着某种坚确不易的、从来不曾存在也永将不会存在的文学真理呢，抑或是符合他的心意呢？

但要较真儿的话，诺贝尔文学奖，压根儿就没有公正的义务，即使瑞典文学院宣称如此，那也不过或者是屈服于外界的压力，或者是不胜窃喜地借力将自己擢拔至殿堂的高度，我们对此应心存宽厚，毕竟，那只是一个奖，爱发给谁就发给谁；我知道越到现代，越来越多的人茫无定见，大有漂泊之感，很想一把抓牢可依凭之物，但似也不宜将碰上的每片水草，都当成方舟。何况对一事我们或者一贯地看重，或者一贯地不看重，若忽尔捧入天空，大赞其公正，忽尔弃如敝屣，大骂其不公正，心无所恃，唯利是视，那就近乎将所有的事情搅成一个泥塘，以在其中打滚儿为乐了。

还有一种观点，值得一说，那就是文学是精神性工作，不该参与到评奖这类事中，所谓“去矣从所欲，得失非外奖”。这听起来纯洁高尚，然细一想，将文学，或任何一种工作，置于别的工作之上，都是没有依据的，偷偷作如此想，已属狂妄，说出口来，徒增人笑。

古代的文学家接受王公或将军的资助，与今天的文学家接受商人的资助，区别在哪里呢？如果说文学家只能用自己的钱，写作就只能是富人的娱乐了，何况所谓“自己的钱”，本原的来路是什么，也经不住一问。主张文学的独立，我是赞同的，然而“文学的独立”是虚无缥缈的话，我们所指的，实是文学家的独立，那么，现代的收入制度，或稿费、版税制，在这方面是一大进步，作家的恩主，分散至所有的读者，人心各殊，作家受的影响也就分散了，但说起来，又不那么简单，比如，我们如何看待“对读者负责”这样一句话呢？

在当代制度中，文学作品无疑成了一种并无任何与众不同之处的产品，您若是主张小说应该服从消费者法，归商业局或别的什么局管，我是一点儿意见没有的，就算有什么不满，也是对着整体的制度，而不是想着在同一制度下获得特殊地位。再说权力在读者那里分散了，又在别的地方集中，评奖之类，盖其小者，文学家的独立或自由，只能与所有人的独立或自由同时发生，一秒钟也无法提前。生活在当代或任何已知的社会中，我们所企求的，很可怜地，只是不同权力的彼此抗衡，在这一前提下，假装看不见天平的倾斜，需要点儿不是人人能有的眼光。

说回到本题，需要引用一下鲁迅那封著名的致台静农的信。此信手稿今在，字字真切：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将来不敢说，就目前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这些话，值得我们效南容之三复。一段段说来，先说鲁迅配得上诺贝尔文学奖吗？这问题是根本没有靠得住的答案的。1928年的得主是挪威的西格丽德·温塞特，次年是德国的托马斯·曼，又次年是美国的辛克莱·刘易斯，如何比较鲁迅与这几位的文学成就？又如何确定那几年中，世界上没有更好的、嗷嗷待奖的作家？从鲁迅的回答来看，他的态度很认真，对该奖是尊重的，那么我也认真地说，我认为鲁迅配得上，但那原因，并不是鲁迅是那几年中的世界第一文学家，——难道辛克莱·刘易斯就是了？

在鲁迅的成就中，文学只是其次，他曾经遗憾没有更专注于文学写作，然而在我来看，他若一专注，反会勉强，多半会将小说用为思想表达的工具，那就比不上《野草》《彷徨》《朝花夕拾》中那些上佳的篇章了。鲁迅认为自己“不配”，我相信混杂着许多考虑，和他的个性有关；单从文学上说，鲁迅在这些话中所持的尺度，就与他推重“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时所持的有所不同。

鲁迅曾只是看重“被压迫民族”与他、以及与他所认为的不麻木的青年的“合辙之悲”，到后期，他开始说“我在中国，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这样的话，虽可能只是一时一地的愤激之言，毕竟表达了他的部分思想。他似乎越来越承认这样一个前提，即文学，为作家所在的国家或民族所私有，或者服从于国民或民族的政治特征。

但有的时候，他似乎又不太承认同一种原理，如他曾说“我是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看来是认为文学是有超越国度的普遍；这普遍，在这句话中，好像有点稀薄，而在前引的信中，或在他谈木刻时所说的“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中，又好像不那么稀薄。这种思想上的游移，在鲁迅的文字中屡见，在我们身上也每每发生，通常是，我们接受了某种理论，但有时，常识与丰富的鉴别能力占了上风，特别是对着某一实际的对象，此时我们虽来不及或未有勇气去重新鉴定那理论的价值，也不愿违背自己一贯的经验。

文学界有一句话叫“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不清楚它的源头，只能猜测是从别林斯基的论述简化出来的。别林斯基力倡“民族性”（有时他称之为人民性），兼重“世界性”，当年读他的作品时，曾自以为懂了这两个概念，而如今回顾，彻底不懂。前面我使用了“普遍”一词，几分钟后还在惴惴不安，也是同样的原因，这些概念，这些范畴，毫无疑问是哲学的，看起来是一床锦被，用起来方便，听起来高明，但它们真的是有效的吗？或者说，在描述文学的性质时，真是拥有什么解释力吗？

什么是民族性，似乎它是附属于风俗或文化的，那么它将丧失任何优越地位，因为没有哪个作家不身处风俗或文化当中，强调这样一种特性（如果它称得上特性的话），犹如强调纹身，强调“异域风情”，我相信没有哪个有自尊心的作家，会希望自己的作品沦落至此。这两组概念，在我看来是将文学置于筐子的地位，世界性是其功用，能装东西，民族性是其装饰，有好看的编织。

文学不是纯粹的。我们读者，也不是纯粹的。确实，一部作品的“异域风情”，是吸引我们的一个因素，而这是正当的，因为文学阅读的价值，是扩展我们的经验，这经验既包括他人的精神活动，他人对世界的观察和理解，也包括他所介绍的、作为角色行动之背景的陌生世界的种种细节，我还记得当年读凡尔纳时，对他笔下的安第斯山脉或南太平洋什么岛屿的外观的兴趣，超过对什么爵士或小姐的兴趣，至今我不认为凡尔纳是了不起的文学家，却承认他是个了不起的剪报收集家，只是不知道这是不是他想要的评价。

（节选完）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