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重庆谈判后，中间派的《大公报》书生气十足，被延安狠批

重庆谈判时，前排右起：毛、蒋、赫尔利。后排左一为蒋经国

抗战胜利后，国内并未实现和平，国共两党间的内战随时可能引爆。国际方面，“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

国内方面，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政治势力，希望“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具体主张就是“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取调和态度，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和思想自由”。

作为第三方势力的代表章伯钧当时曾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

第三方势力的意见代表了当时国内民众的呼声。由于“和平”“民主”已成为抗战后中国的关键词，蒋介石就接过这些口号，以邀请毛先生来渝商讨和平建国的形式作秀，在美苏和国内第三方势力面前表现自己的态度。

而实际上，蒋介石当时内心的真实想法在不久前的国民党六大上就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今日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仲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当蒋某人先后三次发邀请电报时，压根儿就没想到毛伟人如此“弥天大勇”、竟然同意去重庆！这彻底打乱了他既想发动内战、消灭仲共的武装力量，又想在全国人民面前把内战责任归于中共拒绝和谈的“一箭双雕”计划。

毛伟人当时对他的伙伴们说：“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1945年8月28日，他和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抵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史称“重庆谈判”。

在当时的国统区，有3份有影响力的报纸，一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一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还有一份就是立场较为中立的《大公报》。三种报纸对于毛抵达重庆的报道表现出来的风格完全不同。

赫尔利、张治中接毛先生去重庆谈判

《中央日报》秉承蒋介石的指示对此事低调淡化处理，指令是“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针对“重庆谈判”这一当时的最大新闻事件，作为邀请方的国民党，其控制下的报纸报道得少而短，且都安排在新闻版的右下方。比如，《毛泽东昨抵渝》的消息，还不如《我驻沪宪兵队开始执行任务》的消息突出。由此来看，要说蒋介石政府重视这次谈判，或者说蒋某对这场谈判怀有多少诚意，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相反地，中共控制的《新华日报》在毛先生抵达后几小时内就出了号外，着力进行了宣传，文称：

• 待望的人终于到了！机门才开，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最前列就排齐了几十位摄影记者的阵势。
  毛泽东！坚强地领导着中国人民为抗战、团结和民主而斗争的人，就站在大家前面了！……
  赫尔利大使陪着毛主席下机，接着是张治中将军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外国记者喊了：“General Chow！”（“周将军！”）“站近一点，大使先生！”
  摄影竞赛继续了二十分钟之久……

处于中间立场的《大公报》第二天刊登了彭子冈的名篇《毛泽东先生到重庆》，让国统区人民对这位昔日被国民党称为“匪首”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有了客观真实的认识。

写到机场欢迎时，“他的手指被纸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的，这是他的新装。”

写到面对面采访时，“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

就在同一天，也就是1945年8月29日《大公报》上，总编辑王芸生撰写了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道出了当时民众向往和平的普遍心声：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19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

毛主席在重庆住了四十余天。在四十余天，国共双方代表唇枪舌剑。国民党说：一个国家，如果四分五裂，还能搞什么民主？共产党驳：没有民主，国家的统一对人民又有什么好处！

赫尔利、张治中接毛先生、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谈判

事实上，毛主席对于重庆谈判时错综复杂的局面，是有提前准备的，他不但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以便在他和周二人都不在时，书记处还能保持5人开会。

临行前，毛主席还在党内作指示对谈判做出了预估：“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但是，主席带领的中共代表到了重庆，就必须在重庆这个舞台上演好“谈判”的戏。让第三方政治势力、让全国民众来看一看，到底是谁对于团结建国没有诚意。

9月19日的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说：“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于中央原则之下，始可解决问题。如依中共之办法，则非为谋军令、政令之统一，而完全为分裂。所谓民主乃分裂之民主……”

中共的答复是：人民希望的是“新式的民主的统一”，“决不希望统一的政治，是贪污普及于全国的政治，统一的军事，是军阀横行于全国的军事。……反民主的统一，中国自古就有，到了今天，已经是陈腐透了。”

实话实说，当时的第三方势力、中间派力量，比如向来鼓吹民主的《大公报》，初期也是主张“统一优先”的。这倒未必是他们支持国民党，更多地是人民的厌战情绪，“国家必须统一，不统一则胜利不完全，而建国更困难。全国必须团结，不团结则有内乱的危险，更无从使国家走上民主建设的大路。”

当时，他们之所以如此发声，是因为政治幼稚、是因为对于蒋介石的政治操守心存幻想。《大公报》曾连发多篇社评，批评内战。

11月2日，《大公报》的社评《中国政治之路》中提出：中国怎样走向民主？取决于一二大党和一二领袖。在这篇社评中，总编辑王芸生作了两个“极其冒昧的譬喻”：“假如我是蒋主席”，他说，将立刻宣布国民党不再专政，还政于民。“假如我是毛泽东”，他说，“我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但不必由共产党专政”，“我争党的地位公开，我争各种基本的人权”，如果这一切得到保证，就取消共产党的地方政权，改组共产党的军队，使之国家化。

1945年10月11日，毛先生在机场与重庆宪兵司令张镇告别

十数天后的11月15日，王芸生又一篇《应该问问人民！》，说国共“叮叮当当”纠缠的“地盘”和“枪杆”问题，“从人民眼中看来，乃是党派的私争，根本蔑视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王芸生在社评中书生气十足地说，所谓地盘问题，就是若干省的用人问题，也就是选择公仆。这是主人的事，“不应由仆人争吵”。军队问题也一样。“人民养兵，是为了卫国，不是为了争地盘”，“应该把军队拿出来交给人民选举的政府”。

接下来的11月20日，《大公报》又发表社评《质中共》，王芸生之前“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发生倾斜：毛先生在重庆时，曾几度在公开集会上大声的说“和为贵”，“忍为高”；目前这局面，试问中共究曾和了几许？忍了多少？

文中还这样说：政党要争政权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应该以政争，不应该以兵争。以政争，是以政策及政绩决定胜败；以兵争，则是以武力决定胜败。以政策政绩胜的，是和平民主之路；以武力胜的，必然是强权专制。

此文彻底暴露了王芸生“以书生之心度强人之腹”的一厢情愿。他的此举，让如去想起1945年8月24日，胡适给毛主席发的一封电报。电报中，胡适说他恳请“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党”。他列举美国、英国宪政民主的范例，认为“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

让中共放弃武力？提出这种建议之前，是不是得先考察一下中共是怎么开始和国民党展开武装斗争的呢？当年蒋某人发动的“四一二”，汪某人发动的“七一五”，第三方的政治势力没有切身体会不知道，但对于中共而言，那可是没齿难忘的啊！

事实上，不止中共，国共以外第三方政治势力中，也有大批成熟的“民主人士”，他们之前和国民党多有接触，对蒋某人乃至其控制下的国民政府的做事风格都有深刻的认识，他们都能清醒地知道中共向蒋某人缴械后的后果，所以，他们都在担心中共对蒋某人的让步过多、会掉入陷阱。

1946年1月，周在重庆政协会议开幕式上讲话

尽管主席之前曾说，“只有《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但在当时这种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中共是绝对不会让步的。在《质中共》发表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1日，中共《新华日报》发表社评《与＜大公报＞论国是》，重申中国只有“变”（搞民主）才不会“乱”（打内战）；军队国家化是跟着政治民主化来的，军队不“化”于民主的国家，难道还该“化”于国民党的“党国”吗？还该“化”于封建独裁的国家吗？

更加猛烈的回击，则来自12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驳大公报》。作者说：无论满清政府、袁世凯政府，都是在“国家”、“中央”、“合法”的名义下打杀人民的。共产党要是放弃武力，人民便只能在刽子手的刀下生活。“《大公报》的作者先生！你们要在人民面前抹煞这种血的经验，血的教训，你们是低估了人民的觉悟了。”

这场笔战，字字句句直逼中国的“真问题”，至今仍发人深省。“重庆谈判”的结果，是产生了俗称“双十协定”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但是墨迹未干，烽火已燃。随着内战的爆发，蒋某人“假民主、真内战”的心思暴露于天下，其“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心思破灭，包括王芸生在内的越来越多的第三方政治势力站到了中共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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