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8 月 26 日报道，湖南祁东女店主肖爱华善意救助进店晕倒的老人，在帮扶送医之后老人不幸离世，家属非但没有感恩施救行为，反而以抬尸体堵店门相要挟，向店主索赔十万元。经过调解，无过错的店主被迫支付 1.9 万元所谓 “人道主义补偿款”。这场风波带来的恶果已经充分显现：受讹诈困扰，原本正常经营的小店难以为继，最终关门停业，这份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理应被计入讹诈行为带来的损害后果之中。事后虽然家属退还了 1.9 万元，但留给当事人精神创伤、社会大众对行善的顾虑，却难以简单用金钱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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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录像与 120 院前急救记录共同构筑完整证据链，证实老人死亡源于自身基础疾病急性发作，店主救助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紧急救助免责的 “好人条款”，自愿实施救助的肖爱华本应完全免除民事责任，无需承担任何赔偿义务。法律条文已经为普通人伸出援手扫清民事风险，但现实中，威胁闹事、“按闹分配” 的潜规则，却险些架空立法对善意的保护。
解气！对抬尸体讹诈好心施救者，必须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本案当中，家属明知店主并无侵权过错，却以抬尸堵门扰乱店铺正常经营作为要挟，以此施加心理强制，非法索取财物，初始索赔金额十万元，实际拿到 1.9 万元，剩余 81000 元因外界因素未能得逞。按照刑法理论，已经到手的 19000 元属于敲诈勒索既遂，未获取的 81000 元属于未遂，数额已经达到敲诈勒索罪立案追诉标准，具备追究刑事责任的基础条件。现实司法实践中，部分被强拆村民通过上访索要赔偿，相关诉求一旦超出合理范畴，尚且会被以敲诈勒索立案。两相参照，本案死者家属对救人者实施要挟牟利，主观恶性更加突出，更应当依法立案，厘清刑事追责边界，不能只止于退款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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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暴露出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无原则 “和稀泥” 式调解助长了闹事得利的不良风气。调解制度本意在于化解矛盾、减少诉累，但调解必须坚守合法、自愿、平等的底线，不能为追求调解成功率而模糊是非曲直。明明已有证据可以明确店主全无过错，调解过程中却仍劝说善意救助者掏钱 “花钱买平安”，促成这份并非发自内心自愿的补偿，客观上变相纵容了以闹事换利益的行为。事件过后，不能仅仅责令家属退回钱款就画上句号，还应当复盘调解全过程，彻查调解参与者履职情况，厘清疑问：调解人员究竟是单纯业务水平不足、无原则息事宁人，还是存在徇私情等其他问题，对于履职失当的相关人员，应当依规予以追责问责。
调解成功不等于处理正确，化解矛盾绝不等于放弃法治底线。这起案件不能停留在退款的结果层面。如果闹事者只需要吐出非法所得，不用承担任何法律代价，就会向社会释放错误信号，会让更多人产生 “闹就可以得利” 的侥幸心理。既要通过刑事追责震慑借事讹诈的行为，也要倒逼基层调解回归法治轨道，不能为了平息事态牺牲是非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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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保护善意。唯有既保护施救者民事上的免责权利，又对讹诈者依法追责，同时纠偏 “和稀泥” 式调解，才能够打消大众 “扶不扶” 的顾虑，让行善的人不必担惊受怕，真正实现法治为善行撑腰。
作者黄贵耕，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曾任职于《人民法治》《法治日报》等多家新闻机构，现为专职执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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