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54年，贵阳，一场为地方建设召开的茶话会上，王家烈遇见了一位拄着拐杖的独腿军人。对方后来被授予中将军衔，但在当时，王家烈并不知道，这个陌生人的右腿，正是二十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被自己一方“留下”的。
王家烈曾是贵州地方实力派人物。抗战以前，他长期控制贵州军政事务，与红军有过多次交锋。那场茶话会的气氛原本比较轻松，来宾彼此寒暄，谈论的也多是贵州今后的发展。
王家烈看着这名军人，似乎觉得面熟，却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他走上前询问姓名，又打量了一下对方的身体。
“我姓钟，叫钟赤兵。”
王家烈听后仍没有完全想起来，便问起他的右腿是怎么回事。钟赤兵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平静地说：“这条腿，不是被你借走的吗？什么时候还？”
一句话，让王家烈立刻想起了娄山关。
钟赤兵1914年出生于湖南平江县。两岁时父亲去世，家庭失去主要劳动力，生活很早便陷入困顿。十二岁那年，他先后在毛笔店、织布厂做学徒，干的是繁重活计，拿到的报酬却很少。
贫寒的出身，使他很早便接触到底层百姓的艰辛。1926年前后，湖南农民运动兴起，钟赤兵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30年，他加入红军，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时他年纪不大，却已经表现出较强的组织能力。
进入红三军团后，钟赤兵做过宣传员、连政治委员，后来担任团政治委员等职务。他不仅参与行军作战，也承担部队政治工作。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说，能打仗固然重要，能把队伍带稳、把士气维持住，同样是一种本事。
1935年2月，中央红军转战贵州，准备渡过赤水。红军再次向娄山关方向行动时，王家烈部在当地设防。娄山关地形险峻，山路狭窄，守军占据高处，进攻一方很难展开兵力。
红三军团奉命投入战斗，红十二团、红十三团担任重要突击任务。部队经过长途行军，十分疲劳，钟赤兵原本希望让战士稍作休整。但战场形势变化很快，红十三团已经开始交战，红十二团不能停在原地，只能迅速跟进。
守军吸取此前作战的教训，加强了正面阵地，也防备红军从侧翼迂回。红军进攻一度受阻，红十二团伤亡增加。阵地前沿枪声密集，指挥员必须不断调整部署，稍有迟疑，便可能错过战机。
钟赤兵当时担任红十二团政治委员。他一面组织部队继续推进，一面到前沿了解情况。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发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腿。警卫员赶紧为他包扎，劝他离开火线，他却没有马上后撤。
“先把部队带上去，伤口晚点再说。”
这不是逞强那么简单。团政委留在前沿，能够稳定干部和战士的情绪。直到战斗结束，钟赤兵才被送往后方救治。此时伤势已经严重，受伤部位感染的风险很高。
当时红军医疗条件有限，医生为了保住他的生命，只能进行截肢。第一次手术截去小腿，术后伤口却出现问题；第二次手术后，膝盖以下全部失去。感染仍未彻底控制，第三次手术不得不继续扩大范围，最终右腿从大腿根部截除。
钟赤兵只有二十一岁。
对于一名长期行军作战的军人来说，这样的伤势几乎意味着军事生涯结束。更困难的是，中央红军正在长征途中，部队不可能因为一个人的伤势停下来等待。可彭德怀没有把他丢下，钟赤兵本人也坚持随队行动。
长征路上，他无法像普通战士那样行军，战友们便想办法用担架、牲口和简易器具帮助他前进。路远，山险，物资又缺乏，伤口护理尤其困难。能抵达陕北，本身就是一次极大的考验。
到达陕北后，钟赤兵进入红军大学学习，系统接受军事和政治训练。身体上的残缺没有让他停止工作，反而促使他把更多精力放在部队建设、军事组织和干部培养上。抗日战争时期，他继续承担相关工作，并曾赴苏联学习、治病。
1944年回国后，钟赤兵重新投入革命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参与军事组织和部队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承担民航等方面的领导工作。1955年实行军衔制度时，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因此后来人们常称他为“独腿中将”。
至于王家烈，解放后回到贵阳，曾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务，参与地方建设和政务工作。昔日战场上的对手，在新的政治环境中有了共同的工作方向。两人再次见面时，钟赤兵没有追究旧事，王家烈却一直记得那场战斗。
“当年，是我们的人打伤了你。”
钟赤兵没有继续谈伤势，只把话题转向贵州建设。对他而言，战争已经结束，腿也确实不可能再长回来，但手里的工作仍然要做。那句“借走的腿”，既是旧日战场留下的玩笑，也是两段人生重新相遇时，对往事最克制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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