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钱穆
常州中学堂在1907年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地理考试时，出了4道题，每道题25分，满分100分。一个学生拿到试卷后，从第一道题开始审题，审到第三题时，兴奋了。
原来这道题的内容是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这个学生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此前读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所以看到这道题之后，便情不自禁地开始答题。兴之所至，洋洋洒洒、尽情挥毫，忘了自己在考场上。
当他把这个题目答完、从头到尾检查时，交卷铃响了。他只顾着答第三题，其他三题、一字没写。按照常理，这个学生只答1/4的题，即使答的那题满分，也只能得25分，不及格是肯定的了。
但是，当卷子发下来后，这个学生发现自己竟然得75分！这个学生叫钱穆，给他判卷的老师，则是日后的史学大师吕思勉；钱穆和吕思勉，以及陈垣与陈寅恪，四人是“史学四大家”。
钱穆，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1895年7月30日出生于江苏无锡人，是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liú）之后。
钱穆和妻子胡美琦
钱穆和钱伟长
钱穆的最高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靠自学成才。钱穆的长兄是钱挚，即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的父亲。钱挚英年早逝，钱伟长由钱穆教养成人。
钱穆和钱钟书有交集。钱穆曾经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介绍到无锡第三师范教书。尽管他们同为钱姓，但并不同宗。钱穆比钱基博小8岁、比钱钟书大15岁，他们就按年龄来称呼，钱穆称钱基博为叔父，钱基博则命钱钟书称钱穆为叔父。
1930年，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而成名，被顾颉刚的鼎力相荐，北上到了燕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当时，燕大的校务主要由司徒雷登主持。在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时，钱穆直抒己意：“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未悉何义？此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
事后，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有一湖，景色绝胜，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燕京大学的校园后来被北京大学接收。
但钱穆最终还是和燕大教会学校的洋派作风格格不入，在燕京大学仅仅工作了一年。之后，钱穆先后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等学校工作。
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钱穆经广州去了香港。据称，钱穆离开大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被毛主席在1949年8月发表的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点名。
1949年5月16日《国华报》
钱穆在新亚书院讲课
钱穆先生去世一月前与弟子叶龙
在这种文章中，主席说：“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
主席为什么点了钱穆的名呢？原来，解放军渡江后，留穗的国民党的党政要人感到形势危急，由阎锡山、吴铁城、陈立夫、朱家骅等人发起，国民党中常委、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以及青年党、民社党首脑等50多人，于1949年5月15日开了一个会议；会议议题之一是要粉碎中共的“侵略企图”，提议成立反侵略机构。钱穆在会议上发了言，并在此后参与了所谓“中国反侵略大同盟”宣言的起草。
在香港，钱穆先筹办了“亚洲文商夜学院”，后更名为“新亚书院”。1963年，香港政府邀请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成一所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这个学校的名字曾被提议为中国大学、中华大学等，由于钱穆的坚持、最终被命名为中文大学。中文不是语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钱穆坚持香港中文大学应发扬中国文化、并以中文授课，第一任校长须为华人担任。
香港中文大学的创校校长被选定为美籍华裔教育家、经济学家李卓敏。1967年，钱穆迁居台北；1990年8月30日，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里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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