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前上海公安局长被提审，一上来就问：知不知道江青的历史？

1967年，北京一处审查场所，已经被关押多年的扬帆再次面对提审人员。对方没有先问上海公安机关的工作，也没有追问所谓“潘扬集团”的案情，上来便问：“知不知道江青的历史？”

扬帆回答：“知道一些。”

这句问话，看似突然，实际上牵出了二十多年前的一桩旧事。那不是普通的个人经历，而是一份材料、一封电报，以及后来不断扩大的政治疑案。

扬帆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青年时期，他曾在上海银行做练习生。1931年除夕，他在职工聚餐时批评银行内部的黑暗，结果被开除。失去工作后，他没有就此沉沦，辗转求学，后来进入北京大学文学院。

1937年，扬帆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在《译报》社任编辑。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他进入新四军系统工作，先后担任项英秘书、军法处科长等职务，逐渐走上隐蔽战线和政法工作的岗位。

1938年，扬帆受上海地下党组织派遣，带领慰问团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慰问团携带药品和进步书籍，沿途躲避日军、汪伪和国民党方面的封锁，几经周折才抵达目的地。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新四军军部，扬帆第一次被卷入有关江青历史的争议。当时，项英看到国统区报纸后十分不满，问扬帆是否了解江青的过去。扬帆因认识唐纳，知道一些情况，便按照要求写下材料。

不久，李一氓又找他商议，希望向中央发电报。扬帆负责起草，李一氓签字，电报中有“此人不宜同主席结婚”的意见。遗憾的是，这份材料和电报后来落入康生手中，没有被中央其他领导普遍看到。

这段经历当时没有给扬帆带来直接后果，却像一根埋在土里的刺，许多年后突然被重新翻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在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包围。叶挺被俘，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遇难，扬帆亲历突围，并写下《皖南突围记》。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扬帆长期从事情报、政法和敌区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他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1950年担任局长。肃清潜伏特务、侦破敌台、保卫城市秩序，都是当时公安机关面临的硬任务。

然而，功劳并没有成为他的护身符。

1953年，扬帆因脑部肿瘤赴苏联手术，回国后休养。1954年12月31日晚，接替他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长的许建国打电话，说有事情商量。扬帆没有多想便出了门。谁也没料到，这一走竟与家人隔绝了二十五年。

当时，扬帆最小的孩子只有三个月。妻子李琼原以为，丈夫只是去北京接受审查，问题查清后还会回来。后来才知道，他已被关押，案件也逐步同潘汉年联系在一起。

潘汉年长期负责隐蔽战线和统战工作。抗战时期，他曾在特殊情况下被带去南京会见汪精卫。1955年，这段复杂经历被重新审查，最终形成了所谓“内奸”问题。扬帆因参与上海解放前后的反特工作，也被牵连其中。

案件的核心，还涉及对投诚特务的使用，以及1950年上海“二·六”轰炸。扬帆后来申辩说，利用特殊人员开展反特工作，是华东局批准的部署，他和潘汉年只是执行者；轰炸上海的情报来源，则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罗炳乾，并非他们提供。

1955年，潘汉年被捕，扬帆也被正式逮捕审查。案件从上海扩展到北京，牵连人员达到数百人。扬帆长期坚持申诉，反复否认“内奸”“反革命”等指控。他说，申诉不仅是为了个人名誉，也是为了那些因案件受到株连的人。

1965年8月底，扬帆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预审持续十年，判决却没有真正解决事实疑点。两年后，提审人员重新追问江青的历史，正是想从早年材料中寻找新的“问题”。

对方问：“你有没有把这些事对外讲过？”

扬帆回答：“没有。除了当年按组织要求写材料，我没有向别人讲过。”

审查持续多年，问法反复，答案也反复。1972年，专案组作出“没有发现新问题，维持原判”的结论，扬帆被送往湖北荆江一处劳改农场，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状态。

在农场里，他仍不断写信申诉，还把看到的不法现象写给周恩来。信件大多无法寄出。一次，有人告诉他周恩来已经逝世，他起初认为这是造谣，看到报纸后却失声痛哭。

李琼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丈夫。二十多年里，她独自抚养孩子，先后经历公公、婆婆、姐姐和幼子的离世。直到1978年11月，她才得到正式通知，知道扬帆还活着，并被关押在湖北农场。

母子赶去探望时，扬帆已经精神恍惚，甚至认不出妻子和儿子。他用警惕的眼神看着亲人，把他们当成监视自己的人。李琼没有争辩，而是设法把他送往武汉治疗，随后又协助将他接回上海。

家人轮流照料，孩子们甚至穿上护士服，帮助他恢复生活秩序。长期囚禁造成的精神创伤，并不是几句话能够抹平的，但亲人的陪伴逐渐打破了那道隔在他与家庭之间的墙。

1982年8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为潘汉年平反。1983年8月22日，公安部为扬帆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和原级别待遇。此时的扬帆已经双目失明、身体虚弱，离开家庭整整二十五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岁月，已无法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