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澜昌
8月25日据日媒报道,日本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降至50.2%,刷新上台以来最低纪录。就在舆论压力持续增加之际,高市的社交媒体活动却异常频繁。8月17日至24日,她在X平台发布多达30条帖子,仅8月22日上午就连续发布4篇长文,内容涉及公务、生活以及对工作的描述。尤其是她强调周末也在首相公邸处理公务,并称“公邸也是工作场所”,再次引发日本舆论讨论。一个首相为什么需要如此频繁地向公众证明自己很忙?这或许比一条帖文、一项民调更值得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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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经营个人形象并不是什么新现象。现代政治本身就包含传播、沟通和公众形象管理,社交媒体更让领导人与选民之间少了一层传统媒体的过滤。问题在于,形象经营必须建立在公众对现实表现的基本认可之上。如果现实中的执政成绩、国会表现和公众感受与网络上的自我描述出现明显落差,那么越是努力证明自己,越可能让这种落差变得突出。高市目前面对的尴尬,恰恰在这里。
8月17日至24日一周时间发布30条帖子,平均每天超过4条,对于一个国家政府首脑而言,这已经不是普通的信息发布频率。更引人注意的是,很多内容并非政策文件或重大政务说明,而是不断强调个人工作状态。例如此前她曾表示自己亲自熨衣服、做针线活,又称因为工作繁忙长期每天只能睡0至3小时。类似叙事的共同特点,是把“辛苦”“忙碌”“亲力亲为”作为个人政治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首相面对公众,需要让选民看到自己在工作,需要回应质疑,也需要塑造勤勉、负责的领导人形象。尤其当支持率出现下降时,政治人物本能地加强沟通并不奇怪。但政治传播有一个基本规律:公众最终评价的不是领导人说自己多么辛苦,而是这些辛苦有没有转化成可以被验证的治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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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政府首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没有解决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公众不会因为看到更多社交媒体帖子就自动提高评价。相反,当生活成本、经济增长、外交安全、社会保障等议题不断进入公众视野时,领导人反复讲述自己凌晨几点睡觉、周末在哪里办公,反而容易被理解为在回避更加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日本经济学家成田悠辅批评高市“非常典型”的原因所在。争议并不只是针对某一条帖子,而是公众开始怀疑:政治沟通是不是正在从“解释政策”变成“证明自己”。
高市此前在国会的表现,也加剧了这种观感。据报道,她曾因国会出席和答辩等问题受到质疑,而在X平台却可以高频率、长篇幅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于是,一个明显的反差出现了:在需要接受追问、面对反对意见的国会中,首相必须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里,她则可以决定说什么、不说什么。两种传播环境完全不同。
社交媒体最大的优势是直接,但它最大的风险也是直接。政治人物可以绕过传统媒体建立自己的传播渠道,却无法绕过公众的判断。过去一句话可能只在电视节目里停留几分钟,现在一条帖子可以被截取、比较、保存多年。高市202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发布的视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视频背景中整面墙贴满支持者留言,当时或许只是为了展示支持基础和感谢支持者,如今重新被翻出,却因为其刻意营造“努力”“被支持”的视觉效果而受到重新解读。这说明政治形象一旦进入互联网,就很难只按照发布者自己的意图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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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思考的是,高市为什么如此依赖“努力型人设”?这与日本政治环境本身有关。日本首相面对的并不仅仅是政策评价,还有长期存在的媒体监督、自民党内部竞争以及不断变化的民意。对于一个支持率开始下降的政府而言,领导人的个人形象往往成为最容易被调整的变量。政策需要时间,经济数据不能立即改变,外交局势也不是一个帖子能够解决的,但“我要让大家看到我很努力”却可以立刻执行。问题是,这种策略只能解决传播层面的焦虑,不能解决治理层面的焦虑。
当支持率从高位持续下滑时,最有效的回应从来不是增加帖子数量,而是回答公众为什么不再支持你。民众真正关心的是政策是否有效、政府是否稳定、承诺能否兑现。一个领导人可以每天只睡三小时,也可以每天工作到深夜,但这些私人时间表本身并不构成政治成绩。
如果政治人物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向支持者证明自己,甚至把支持率和网络反响当成需要不断维护的目标,那么政治就容易出现一个危险变化:从解决问题转向管理形象,从接受监督转向选择性沟通,从争取共识转向巩固自己的支持圈。这对任何民主政治都不是好事。
当然,仅凭8天30条帖子,不能断定高市的执政能力,也不能把民调下降全部归因于社交媒体使用。支持率变化往往受到经济、政策、党内政治、外交安全以及社会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一种趋势:当公众开始对领导人的“努力证明”产生疲劳甚至反感时,说明政治传播已经出现了信任赤字。
政治最珍贵的资源从来不是曝光率,而是可信度。一个领导人不需要每天告诉国民自己有多忙,因为真正有效的治理会留下痕迹,真正持续的努力也会通过政策结果被看见。反过来,如果必须不断解释自己为何辛苦、为何没有休息、为何周末仍在工作,那么这种解释本身就可能意味着公众已经开始提出另一个问题:忙碌究竟是为了治理国家,还是为了让别人看见自己的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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