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6年1月11日清晨，南京无线电厂，厂长槐亚东接到一通不同寻常的电话。电话来自江苏省委，通知只有一句：今天有重要人物到厂参观，务必做好准备。
天还没完全亮，厂里的中层干部便陆续赶到会议室。来人是谁，大家心里都在猜。槐亚东没有马上揭开谜底，只交代各部门守好岗位，生产照常进行，工人不要聚集，更不能为了迎接贵宾耽误工作。
这份安排看似平常，实际很有分量。对于刚刚走过战乱、正在恢复生产的工厂来说，真正的接待，不是把车间收拾得像展览馆，而是让来访者看到生产本来的样子。
上午八时左右，几辆轿车停在厂门口。警卫人员分散站在周围，厂领导赶紧迎上前去。人群中，一位身穿灰色大衣的人走下车来，槐亚东定睛一看，才发现来人正是毛泽东。
短暂的惊讶过后，他连忙上前。有人向毛泽东介绍厂长的名字，毛泽东听后笑道：“槐亚东，这个名字有意思，亚洲有一半在你这里了。”
一句玩笑，让原本紧绷的气氛松了下来。槐亚东也不再像刚才那样拘谨，开始带着毛泽东一行走进生产车间。毛泽东没有停留在门口听汇报，而是直接往机器和工人中间走。
车间里，工人们很快认出了他。有人想上前围观，又被同伴轻轻拉住，继续埋头操作。毛泽东一边走，一边同工人打招呼，询问设备用途、生产流程和劳动条件。
走到一处钳工工位时，一名年轻工人正费力搬动一件大工件。毛泽东看到后，立刻伸手准备帮忙，警卫员赶紧抢先把工件抬了上去。年轻工人脸一下红了，毛泽东只提醒他，干活时要注意安全，别因为赶进度伤了自己。
这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参观并不是单纯看成品，也不是只听领导汇报。机器旁边的劳动者、工件的重量、操作时的难处，都是工业生产不可忽略的部分。
在精密镗床前，毛泽东停下脚步，询问总工程师李奉贤：“这台机床是哪里制造的？”
李奉贤回答，是外国制造的。毛泽东接着问：“我们自己能不能造？”
“能够，只是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生产。”
得到回答后，毛泽东点了点头。设备来自国外，并不意味着技术永远掌握在别人手里。能不能消化、改进，能不能逐步形成自己的制造能力，才是当时摆在工厂面前的关键问题。
参观组件车间和总装车间时，一个细节让现场突然有了笑声。工作台上摆着一批已经包装好的工件，外面的纸张写着标记，用来区分工人和工序。毛泽东指着其中一件，发现上面写着一个“毛”字，便笑着问：“这是给我的吗？”
车间主任赶紧解释：“不是，这是工人的姓，便于检查质量。”
毛泽东听后哈哈一笑，说：“我还以为是送给我的礼物。既然是我本家做的，那也算我加工的了。”
玩笑背后，是一种朴素的质量管理办法。工件上留下操作者的姓氏，意味着出了问题能够追溯，也意味着每一道工序都有人负责。对当时的工厂而言，这种责任意识并不比一台进口设备轻。
南京无线电厂的基础并不雄厚。新中国成立初期，电子工业所需的元器件、仪器和工艺经验都十分欠缺，技术人员也不充足。原有工厂经过接管和改造后，既要恢复生产，又要培养队伍，还要设法摆脱对外国设备和零件的依赖。
厂里生产的“红星”牌收音机，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收音机看起来只是家用电器，背后却牵涉电子元件、机械加工、装配调试和质量检验等多个环节。能把一台机器稳定装配出来，说明工厂已经开始形成较完整的生产体系。
在总装车间，毛泽东观看了收音机的装配过程。随后，厂长又向他介绍工厂的沿革和技术改造情况。汇报没有停留在成绩上，也包括设备不足、工艺不成熟以及人才缺口等现实困难。
一台收音机摆在面前。毛泽东按下开关，扬声器里传出了《东方红》的旋律。车间里安静了一会儿，工人们都看着这台由自己参与装配的机器。
毛泽东对大家说，工业生产要有自己的品牌，要让中国制造的产品走出去。对南京无线电厂来说，这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摆在图纸、机床和装配台上的具体任务。
此后，工厂继续进行产品改进和技术积累。1956年，南京无线电厂研制出506型五灯收音机；后来，“熊猫”等国产收音机品牌逐渐扩大影响。若干年后，东方红一号卫星升空，搭载的《东方红》乐曲传向太空。那首歌与收音机里的声音，隔着年代彼此呼应，而源头之一，正是这些车间里反复调试、认真装配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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