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中国仅两人有能力研究理论问题，并开创出崭新理论体系

1924年1月，广州，孙中山主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里讨论的，不只是党务改组，更是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究竟要靠什么摆脱积贫积弱，走出列强压迫和军阀混战的困局。

这个问题看似抽象，落到现实却很具体。谁来掌握政权？国家如何独立？土地和民生怎样解决？没有一套能够解释中国处境、又能指导实际行动的理论，政治口号很容易变成空话，军事胜利也可能只是短暂转折。

所谓理论，讲的是方向和根本规律；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讲的是具体办法。方向错了，办法越多，偏离得越远。近代中国反复碰壁，恰恰说明旧框架已经难以应付新的世界。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王朝面对的是工业化列强、近代军队和全球贸易体系。过去那套以天朝为中心的秩序迅速崩塌，闭关自守也无法阻挡炮舰和资本进入中国。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局部确实推动了军工和教育，但没有触动国家制度与社会结构的深层问题。

甲午战争的失败，更让这种局限暴露出来。拥有北洋舰队，并不等于拥有现代国家；购置机器，也不等于完成制度转型。清末改革、戊戌变法以及辛亥革命前后的各种探索，彼此方向不尽相同，却都在寻找一条能够救亡图存的道路。

孙中山的贡献，正在于他没有停留在“学习西方器物”的层面，而是把民族独立、政治权利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形成民族、民权、民生三项主张。三民主义并非凭空出现，它既受到欧美政治思想影响，也回应了中国被列强控制、民众缺乏政治权利和社会贫困的现实。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个变化意义重大，但革命并没有立即建立稳定而有效的国家秩序。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洋军阀割据，各地势力依靠军队争夺地盘，中央权威不断削弱。

孙中山很快意识到，仅仅推翻皇帝并不等于完成革命。政权形式变了，社会力量和经济结构却没有根本改变。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民党改组，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政策，革命目标也由单纯的政权更替，进一步转向反帝反封建和发动群众。

“打倒列强，除军阀”，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广泛传播的政治要求，是因为它切中了中国的现实。租界、关税、铁路、矿权以及外国军舰，构成了国家不独立的具体表现；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则让普通民众承担了沉重代价。

有意思的是，孙中山并非只提出口号。他晚年不断调整认识，试图把革命党改造成具有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执行能力的现代政党。遗憾的是，1925年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国民革命的方向和领导问题随即变得复杂起来。

此后，国民党内部不同力量的选择，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北伐在1926年开始后，至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逐步取得全国形式上的统一，但统一不等于国家真正完成现代化。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军事和行政上拥有较强资源，却没有继续把孙中山晚年的革命主张转化为稳定的社会改革方案。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大规模清共行动发生，国民革命的群众基础受到重创。国民党此后更重视维护既有权力秩序，对土地问题、工农组织和基层动员缺乏有效解决办法。孙中山留下的理论遗产，也在政治实践中被不断压缩和重新解释。

这便引出了另一个更为关键的人物：毛泽东。

毛泽东的理论探索，并不是坐在书斋中完成的。1925年，他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尝试回答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1927年，他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看到农民不只是被动承受者，也可能成为改变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

这类判断，在当时并不容易被接受。传统革命模式往往把城市起义和工人运动放在中心位置，而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在农村，反动统治的基层力量也深入乡村。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逐步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道路不是一次确定的。井冈山斗争、中央苏区实践、长征以及抗日战争，都不断检验和修正相关认识。1935年遵义会议后，党在军事和组织领导上的调整，为重新确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战略方向创造了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理论成果进一步系统化。《实践论》讨论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矛盾论》分析事物内部矛盾，《论持久战》判断中日战争的基本走势。这些文章不是泛泛谈哲学，而是直接回应革命中遇到的判断、路线和方法问题。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它的核心，不是简单套用外国经验，而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能够解释中国问题、指导中国斗争的理论体系。

因此，若把“有能力研究理论问题”理解为能够在国家转折关头提出系统方案，并且经受长期实践检验的人，孙中山和毛泽东确实处在近代中国思想与政治发展的两个重要高峰。前者提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民生改善的总体方向，后者则解决了革命依靠谁、走什么路以及如何取得胜利等一系列现实难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前长期困扰中国的政权、独立和社会动员问题，已经在另一套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框架中得到重新安排。理论不再只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在战争、组织建设和社会改造中逐步形成的行动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