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主席途经沈阳，点名要见“黄毛丫头”，想吃她亲手做的饭菜

1958年，沈阳军区招待所里，毛泽东结束途中工作，坐在饭桌前，却没有马上动筷。他环顾四周，忽然问起一个多年未见的人：“那个黄毛丫头呢？”这句话让在场人员一时没反应过来，直到有人提到苏凤，邓华才想起，她正是在沈阳工作的老红军陶万荣。

毛泽东并不是单纯想见一位旧相识。他惦记的，是一段从战火和饥饿中走过来的岁月，也是那位女战士亲手做出的家常饭。那种味道不在菜谱里，而在延安窑洞、长征路上和红军队伍共同吃过的粗茶淡饭中。

陶万荣1916年5月出生于湖北麻城，原名陶万荣，后来曾使用“苏凤”这一名字。她的童年并不轻松，家境贫寒，年幼时被送作童养媳，还曾被强行裹脚。这样的命运，她不愿接受。

1927年黄麻起义失败后，亲属中有人遇害，革命的代价很早就摆在她面前。1929年，13岁的陶万荣加入共青团；1930年进入麻城县委工作，接受报务训练。1931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的她年纪不大，却已经明白，个人苦难并非孤立存在。

1932年，红四方面军向川陕地区转移，陶万荣随部队行动。她能唱歌，也会做宣传，起初主要承担政治宣传和后勤方面的工作。1933年，川北斗争形势紧张，部队中参军的妇女越来越多，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随之建立，陶万荣被任命为营长。

一个年轻女子，带领数百名女战士，压力可想而知。徐向前看出她心里没底，曾鼓励她：“年纪小不算什么，有困难，大家一起想办法。”秦基伟还担任过训练教员，帮助这支缺少军事经验的队伍进行操练。

这些女兵多数没有摸过枪，却承担了警戒、运输、搜山和清理战场等任务。她们缺枪少弹，训练条件也十分简陋，只能在实战中学习。陶万荣没有把妇女独立营当作临时性的后勤队，而是按照战斗部队的要求管理，队伍很快有了战斗力。

1933年5月，陶万荣带队运粮经过鹰龙山，突然遇到一股败退的川军。敌人人数和装备占优，女兵们手中却没有多少枪支。她观察到对方刚经历败仗，戒备松懈，便决定抢占地形，突然接近，从三个方向发起攻击。

这次行动出乎敌军意料，川军很快失去抵抗意志。妇女独立营缴获大批枪支弹药，部队也由此获得了真正的武器基础。战果传开后，更多青年妇女加入队伍。1934年，妇女独立营扩编为团，陶万荣担任参谋长兼一营营长。

她的绰号“黄毛丫头”，正是在这段时期被徐向前叫开的。这个称呼听上去带着几分随意，背后却是对她性格和作风的概括：年轻、利落、敢冲敢担。毛泽东在红军会师期间见过她唱歌，也听说过她带兵作战，便记住了这个特别的称呼。

长征途中，陶万荣不仅要行军作战，还要处理队伍中的实际困难。过草地时，她因高烧和营养不良病倒，康克清曾照料她，朱德也嘱咐部队不能把她丢下。她被战士抬着、背着，最终跟随队伍走出了艰险地带。

真正残酷的考验，还在西路军西渡黄河之后。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遇严重困难，部队被迫分散突围。陶万荣率领的妇女先锋团只剩三百余人，承担吸引敌军、掩护主力的任务。

祁连山一带冰雪未消，马家军骑兵不断追击。女战士们夜间翻越悬崖，有人失足坠落。陶万荣便让大家解下绑腿，把布条连接起来，固定在树上，借此下到崖底。这个办法救了不少人，却无法改变双方力量悬殊的局面。经过多次突围，队伍损失惨重，陶万荣等人最终被俘。

后来，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奔走营救下，陶万荣等人获释并返回延安。她没有选择离开革命队伍，而是继续训练女兵。1941年，她改名苏凤，与牟子芳前往山东抗日前线。牟子芳于1942年在沂蒙地区反“扫荡”斗争中牺牲，苏凤忍受丧夫之痛，把孩子托付给群众，重新回到岗位。

新中国成立后，苏凤在东北工作，先后任职于公安、司法等部门。她不再是战场上的营长，却仍旧保持着军人般的干练。1958年，毛泽东途经沈阳时，特意让人把她请来。她赶到后，挽起袖子进了厨房，做了几道当年在延安做过的饭菜。

毛泽东尝过之后，对她说：“还是这个味道。”这顿饭没有山珍海味，菜也并不复杂，却让在座的人想起了缺粮少盐的战争年代。对经历过长征的人来说，饭菜的滋味往往和身边的人、走过的路连在一起。

1995年，陶万荣去世。她晚年留下过“我两手空空参加革命，清风两袖离开世界”这样的文字。这个曾经带领女兵冲过枪林弹雨的“黄毛丫头”，把一生交给了革命，也把最朴素的生活留在了那些熟悉她的人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