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再回头看，主席执政的28年，放在任何时代都堪称旷世奇迹！

1949年6月，上海街头，陈毅主持接管这座刚刚解放的城市。市场上银元炒作猖獗，米价、棉价接连上涨，普通百姓拿着钞票也买不到生活必需品。新政权面对的第一个难题，不是口号，而是让城市恢复秩序，让老百姓敢于相信手里的货币。

有人问：“市场还能稳住吗？”得到的回答很直接：“一定要稳住。”随后展开的“银元之战”，并非简单禁止交易，而是把金融、贸易、税收和行政力量联合起来，打击投机势力。到了1949年下半年，上海、天津等地的物价涨势被压住，新中国由此迈过了执政后的第一道险关。

这件小事，恰好说明1949年的中国有多么困难。长期战争留下的，不只是破败城市，还有混乱的金融体系、薄弱的工业基础和严重的交通阻隔。全国人口中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少数沿海城市，国家缺少稳定财政，也缺少能够独立生产机器设备的完整体系。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的办法，并不是先追求表面上的繁荣，而是从改变生产关系和掌握经济命脉入手。官僚资本被接收改造，原本控制铁路、矿山、银行和大型工厂的垄断体系，逐步转为国家掌握。对于外国在华企业，则通过取消特权、加强监管和必要的收购，削弱其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农村问题更是绕不开的硬骨头。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土地改革在广大新解放区展开。到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改基本完成，约3亿无地少地农民分得土地。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发生变化，基层政权也因此获得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但土地改革并不等于国家建设完成。如何把分散的小农经济引向工业化，成为摆在新中国面前的另一道难题。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同时推进农业、轻工业和交通运输发展。鞍钢等大型项目建设，武汉长江大桥于1957年建成，青藏公路在1954年通车，这些工程改变的不只是景观，更是国家组织资源和建设大型项目的能力。

工业化背后，离不开制度安排。1953年至1956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确立。这个过程有复杂的历史条件，也留下了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但它确实为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制度基础。

外部压力没有因为国内政权建立而消失。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面对装备和工业能力远胜于己的对手，志愿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作战，直到1953年7月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抗美援朝使新中国避免了边境安全被直接压迫，也让国家在国际格局中获得了更大的行动空间。

真正艰难的地方还在后面。新中国既要发展经济，又要打破核垄断。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明确支持研制原子弹。后来苏联专家撤离，相关工作面临严重困难，科研人员只能依靠有限资料和简陋设备重新摸索。

戈壁滩上，计算工具并不先进，许多数据靠算盘和手摇计算机完成。参与单位遍及多个部委、省区市和科研院所，许多人的姓名长期不为外界所知。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三件事相隔数年，却共同构成了国家安全和科技能力的关键支柱。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成就并非只靠少数科学家完成。国防工业、基础教育、机械制造、冶金化工和交通建设，缺一环都不行。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试图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沿海与内地、国家与个人等关系；同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反映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持续探索。

这28年并非没有失误，也经历过严重曲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后来造成了国民经济困难；“文化大革命”更给国家政治、教育和社会秩序带来深重影响。把这段历史只写成一路凯歌，反而会失去基本的严肃性。历史成就与历史教训，必须放在同一幅图景中考察。

然而，若只看起点与终点之间的距离，变化依然十分巨大。1949年时，中国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缺少现代国防力量，也缺乏独立发展的国际条件；到1976年，国家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门类，形成独立的国防科技体系，铁路、公路、水利、电力和教育事业都有了大规模发展。

毛泽东执政的28年，核心并不只是几个重大数字，而是完成了国家独立、社会重组和工业化起步这几件相互牵连的大事。它们发生在战争阴影尚未完全散去、资源极度匮乏的年代，许多工程从图纸走向现实，靠的是中央决策、地方执行和数以百万计普通劳动者的共同投入。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那个从废墟上开始建设的时代，也留下了一份极其复杂而沉重的历史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