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43年春，日军向阜宁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新四军第3师驻地正处在敌人压力之下，原定前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一批干部，只能临时改变行程，设法冲出封锁线。
带队的干部中，有第3师参谋长彭雄和第8旅旅长田守尧。对他们来说，去延安学习并不是一次普通调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干部培养、根据地建设和部队整训都十分重要，中央希望把各地的骨干集中起来，进一步提高军事与政治能力。
部队抵达盐河附近时，情况已经非常棘手。日军在河对岸修筑了碉堡，附近船只也被控制，原定路线无法通行。队伍只得转向柘汪口，准备寻找船只，经山东解放区前往延安。
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帆船，新的危险却接踵而来。船行途中被日军巡逻艇发现。为了便于行动，随行人员携带的武器并不多，面对敌人的机枪火力，船上人员很快陷入被动。
田守尧腿部中弹，仍坚持组织抵抗。敌人发现一时无法拿下帆船，又调来汽艇增援。双方距离柘汪口已经不远，船上的同志明白，再拖下去只会被完全包围。
田守尧下令弃船登岸。混乱之中，他和妻子不慎跌入深水处，最终没有能够上岸。彭雄、田守尧等人在这次突围中牺牲。按照田守尧1915年出生计算，他当时只有28岁。
田守尧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年轻军官。早年参加红军，经过长征和陕北时期的战斗锻炼，逐渐成为部队中的骨干。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在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任职，参加过平型关战斗，负伤后仍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1938年，徐海东因病离开一线工作，344旅需要一名能够稳定部队、继续指挥作战的干部。朱德曾考虑让当时颇有战功的田守尧接任，但彭德怀认为，344旅是主力部队，旅长不仅要能打，还要有足够资历和威望驾驭全旅，最终由杨得志代理旅长。
这件事曾让田守尧情绪低落。送别徐海东时，他没有参加相关活动，部队随后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朱德在会上严肃指出，军人必须服从组织安排，个人得失不能影响部队团结。田守尧很快作了检讨，之后与杨得志配合行动，关系也逐渐融洽。
有意思的是，职务上的一次失意，并没有阻断他的军事生涯。此后，他先后担任八路军部队的重要职务。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需要加强华中战场力量，田守尧调任第3师第8旅旅长，在盐阜地区组织部队作战，打击日伪军和地方武装。
吴信泉、李雪三等人对他的评价，集中在“能文能武”几个字上。田守尧不仅重视战术指挥，也注意部队政治工作和基层组织建设。对一名处在抗战前线的旅级干部而言，这种能力并不常见。
然而，田守尧牺牲后，危险并没有随着战斗结束而消失。日军及其控制下的伪特务，从被俘人员口中得知了这支干部队伍的身份和行动方向。他们据此策划了一个冒险计划：派人冒充田守尧，前往延安，寻找接近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机会。
1943年6月，延安方面出现了一名自称“田守尧”的来客。按照安排，此人有机会接受毛泽东接见。若不是保卫部门及时发现异常，这场接见很可能给中央机关带来严重威胁。
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处长陈泊查看接见安排时，注意到了“田守尧”这个名字。他熟悉中央机关的安全程序，也知道田守尧所在部队正在华中作战，于是向工作人员询问：“这位田旅长，你见过吗？”
得到否定回答后，陈泊没有只凭印象下结论，而是调阅相关资料，核对来人的行程、介绍信和沿途通行情况。表面看，路线似乎能够对上；但一些细节并不自然。
“他途中有没有发生过特殊情况？”陈泊继续追问。
保卫部门很快查到，此人曾声称在华中地区遗失介绍信，并提前致电说明情况。陈泊随即向晋西北一带的兵站发电核实，询问田守尧近期是否经过那里，得到的答复却是否定的。
这条信息改变了判断。来人的活动轨迹与真实情况无法衔接，所谓介绍信遗失，也可能正是为了给身份漏洞预留解释。保卫部门立即将其隔离审查，连续核查两昼夜，终于确认此人并非田守尧，而是伪特务冒名顶替。
接见因此被及时取消，中央机关也避免了一次直接的安全风险。田守尧本人，则永远留在了1943年春天那场突围中。他没有抵达延安，抵达延安的只是一个企图借用他名字接近中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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