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汪伪当过汉奸，老蒋为何封他中将，解放后又成开国功臣？

1940年秋，上海法租界的一场宴会上，唐生明带着妻子徐来频繁出席酒会，言谈举止又恢复成了那个爱热闹、讲排场的军人公子。没人想到，这个看似沉迷声色的男人，实际上背着重庆方面的秘密任务，准备进入汪精卫集团的核心圈子。

唐生明1906年出生于湖南东安，兄长唐生智是国民革命军的重要将领。唐家家境优裕，他早年受过传统教育，后来进入湖南陆军讲武学堂，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北伐期间，他逐步升任军职，走的是一条标准的国民党军人道路。

但他的性格并不适合做循规蹈矩的军官。少年时期，唐生明顽皮好动，家人一度拿他没有办法。13岁那年，他进入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遇到了当时负责学校事务的毛泽东。

这段师生关系，对唐生明影响很深。毛泽东不主张把孩子关在死记硬背里，常用社会现实和历史故事启发学生。唐生明喜欢听，也愿意接近这位老师。多年后两人重逢，毛泽东还能认出他，并笑着提起童年往事。

这种交往并没有让唐生明脱离国民党军队，却使他很早就接触到进步思想。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唐生明曾参与发表反蒋通电。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前后，他还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共产党方面设法筹措过枪械和弹药。

有一次，他甚至借用兄长唐生智的名义，调取了一批武器，秘密转交给起义部队。事情传开后，他面对责问，只说了一句：“老师有困难，学生总要帮忙。”这句话或许带有少年意气，却能看出他早期的政治立场并非一味追随蒋介石。

抗战爆发后，唐生明担任过长沙警备方面的职务，后来与酆悌对调，转任常德警备司令。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发生时，酆悌负责长沙防务并承担了主要责任，事后被处置。唐生明因为调任常德而躲过一劫，也因此更加受到戴笠等人的注意。

他最大的特点，不只是能打仗，而是善于与各种人物周旋。军界、政界、商界，甚至敌伪内部，他都能迅速找到说话的门路。蒋介石看中的，正是这种特殊能力。

汪精卫投敌后，重庆方面一直希望掌握汪伪集团的内部情况。唐生明有黄埔背景，兄长手握兵权，妻子徐来又是当时颇有名气的电影演员，加上他本来就有“花花公子”的外在形象，反而适合做秘密潜伏人员。

为了避免暴露，唐生明没有直接从重庆前往南京，而是辗转桂林、香港，再进入上海。他带着妻子公开参加社交活动，出手阔绰，谈吐张扬，刻意让人相信他已经厌弃重庆，准备投靠汪精卫。

汪精卫并不是容易蒙骗的人。一次宴会上，他突然盯着唐生明问：“你和戴笠关系密切，这次是不是来杀我的？”席间顿时安静下来。唐生明借着酒意反问：“真要杀人，何必带着妻子一起冒险？”话说得冲，却恰恰符合他的性格，也让在场的人暂时打消了疑虑。

为了让这场投敌显得更加真实，重庆方面还公开宣布与唐生明断绝关系，并对他发布通缉消息。唐生智也在报纸上刊登声明，表示不再承认这个弟弟。对汪伪集团来说，这些动作看上去不像演戏，唐生明因此获得了进入核心圈子的机会。

在汪伪时期，他担任过伪政府相关军事职务，接触到大量日伪军政信息。表面上，他与周佛海、李士群等人来往密切，实际上不断把搜集到的情报转送重庆。汪伪内部派系复杂，日本方面、汪精卫集团、特工系统彼此争斗，唐生明便利用这些矛盾周旋其中。

李士群是汪伪特工系统的重要人物，手段狠毒，制造过多起迫害抗日志士的案件。唐生明与其既有合作，也有防备。1943年李士群中毒身亡后，外界一直流传唐生明参与策划的说法。具体细节众说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唐生明在汪伪内部并非毫无作为，他确实承担过破坏其特工体系的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唐生明还曾被安排参与“清乡”事务。这项行动的目标之一，是打击江南地区的抗日武装。对他来说，这是极其危险的差事：做得太过，会伤害抗日力量；完全不做，又会立即引起汪伪和日本方面怀疑。

他的处理方式，是尽量拖延、虚报和周旋，把军事行动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同时传递敌伪部署。这样的工作没有战场上的显赫战功，却需要长期保持身份，稍有差错便可能丧命。唐生明在汪伪内部坚持了数年，直到日本投降前后才结束这段经历。

抗战胜利后，重庆方面取消了对他的通缉。蒋介石在上海召见唐生明，给予奖励，并任命他为国防部中将部员。这个安排看似反常，实际是对其秘密工作的回报。所谓“汉奸经历”，在蒋介石那里早已被解释为执行潜伏任务的特殊身份。

国共内战后期，唐生明逐渐反对继续内战，与兄长唐生智保持联系。1949年湖南局势变化时，他参与了与程潜等人的联络，为湖南和平解放发挥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参与香港方面的工作，并在“两航起义”中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1956年，唐生明回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参事。毛泽东没有因为他曾在汪伪集团任职而简单否定其全部经历，还曾关心他的生活安排，帮助解决在北京安家的困难。对唐生明而言，这既是组织对其历史贡献的认可，也说明那段经历必须结合当时的秘密战线背景来判断。

1987年，唐生明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一个人曾经穿着汪伪军服出入南京，也曾带着绝密情报返回重庆；他的履历充满争议，真正决定评价的，不是表面上的职务名称，而是那些没有公开记录、却影响战局走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