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谢飘到北戴河探望陈赓，动情喊道：胡子爸爸，国家离不开你啊！

1960年7月，北京清华园，留苏预备班学员谢飘收到一份意外通知：原定的赴苏学习计划出现变故，相关学生暂时无法按原安排出国。消息来得突然，许多人一时不知所措，谢飘却很快想到了另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陈赓。

在谢飘童年的记忆里，陈赓不是挂在墙上的开国大将，而是延安窑洞里那个留着胡子、说话爽朗的长辈。谢飘的父亲谢觉哉与陈赓相识多年，两家关系密切，孩子们也常到彼此家中走动。

这层交情，并不意味着可以凭关系办事。谢飘心里清楚，自己若想继续深造，必须拿出真本事；而陈赓主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也确实需要懂技术、肯吃苦的年轻人。

当时的哈军工，是新中国建设现代国防科技的重要学校。学校成立于1953年，陈赓担任院长。办这样一所学校，缺少的不只是教师和设备，更需要一批能够把理论学问转化为实际能力的学生。

谢飘于是决定去北戴河。

从北京到北戴河的路并不轻松。那时交通条件有限，车厢拥挤，路途颠簸。他带着简单行李，也带着父亲的一句提醒：“人要有主见，事情要多准备。”

这句话听起来朴素，却很符合谢觉哉一贯的家教。谢家子女可以有理想，但不能把家庭背景当成捷径；可以争取机会，却不能把机会误认为资格。

北戴河疗养地，海风很大。陈赓当时身体状况已经不佳，几次心脏病发作后正在休养，脸色显得疲惫。谢飘见到他时，陈赓仍像过去一样先打量孩子，随后笑着问：“小飘，长这么高了？”

一句乳名，立刻让气氛松了下来。

寒暄过后，谢飘说明来意。他没有绕圈子，而是直截了当地说：“胡子爸爸，我想去哈军工，给您帮忙。”

这句话里有亲情，也有一个年轻人的判断。陈赓沉默片刻，随后表示，愿意到学校去，就按学校规定办理。对谢飘而言，这并不是拿到了一张特殊通行证，而是找到了继续学习和接受锻炼的方向。

谢觉哉得知后，也赶到北戴河与儿子见面。他没有替儿子向陈赓求情，反而提醒他：“别让人说谢家占了便宜。”

父亲的态度很明确。可以接受组织安排，不能把私人关系凌驾于制度之上。谢飘后来能够在哈军工站住脚，靠的也并非一次谈话，而是之后漫长而严格的训练。

进入学校后，学生们不仅要学习专业课程，还要接受军事训练。正步、射击、野外行军、体能训练，一项也少不了。许多学生原本是从普通学校来的，突然面对军营生活，难免不适应。

谢飘也一样。

北方饭菜粗硬，冬季寒冷，训练强度又大。有人牙龈出血，有人夜间行军后累得倒头便睡。可正是在这种环境里，学生们逐渐明白，哈军工培养的不是只会计算和背书的工程师，而是要能服务国防建设的技术干部。

谢飘曾在给父亲的信中谈到训练的辛苦。谢觉哉回信很长，反复讲一个道理：真正的本领，往往是在困难里磨出来的。怕吃苦，学不到硬功夫；只知吃苦，又不动脑筋，同样走不远。

这对谢飘影响很深。

在校期间，关于“红”与“专”的讨论并不少见。有人担心钻研技术会淡化政治要求，也有人觉得只要立场坚定，专业能力差一些也无妨。谢飘的看法比较直接：国防科技不能靠口号完成，技术不过硬，保卫国家就缺少可靠支撑。

他的观点得到不少同学认同。陈赓办学时格外重视这一点，要求学生既有政治责任感，也要掌握扎实的科学知识。两者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缺一不可。

遗憾的是，陈赓没有等到这批学生全部成长起来。

1961年3月16日，陈赓在上海病逝，终年58岁。消息传到学校时，许多师生难以接受。对谢飘来说，失去的并不只是校长和大将，更是童年记忆中那个会逗孩子、会讲故事的“胡子爸爸”。

不过，陈赓留下的办学要求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世中断。哈军工继续培养国防科技人才，谢飘也在毕业后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后来，他进入对外经济联络系统，长期从事合同审核、外贸谈判和涉外工作。工作内容与军事院校不同，但严谨、负责、重视专业的习惯始终没有改变。文件中的一个数字、合同里的一处条款，都必须反复核对。

有人曾拿他的家庭背景开玩笑，说谢家有名望，做事自然顺利。谢飘回答得很平静：“事情要靠制度和工作说话。”

在国外任职期间，他处理过合同争议，也帮助过遇到困难的同学和华侨。遇到质疑时，他不急于争辩，而是把材料一项项摆出来，让事实说话。这种作风，和父亲教给他的“多准备”一脉相承。

他始终保存着谢觉哉写给自己的家书。纸张已经发黄，边角也有磨损，但其中关于做人、学习和工作的叮嘱，始终被他视为不能丢弃的东西。

1960年北戴河的那次探望，表面看只是一次求学选择，背后却牵连着三代人的家教与责任：陈赓把学校当作国家事业来办，谢觉哉要求子女不靠门第取巧，谢飘则在一次计划落空后，选择重新寻找能够发挥作用的位置。

那句“国家离不开你啊”，当年是一个晚辈对长辈的真情表达。对谢飘而言，它后来也变成了一句自我提醒：既然接受了培养，就不能只想着个人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