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连续担任三届中央委员，78年被免职回家务农，晚年留下一个终生遗憾

1952年10月，河北遵化县西铺村，夜色已经很深，王国藩和23户贫农围坐在一盏油灯旁，商量一件后来改变全村命运的事：要不要把各家的力量合在一起，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

那时的西铺村，远没有后来被人熟知的样子。山地贫瘠，农具短缺，种子也不够，许多农户常年缺粮。村民手里唯一能用的牲口，还是几家合养的一头驴，合作社只有四分之三的使用权，因此被戏称为“三条驴腿”。

有人并不看好他们，冷言冷语地说：“一群吃救济粮的穷棒子，凑在一起能干成什么？”

“穷棒子”本是当地对贫困农民的称呼，带着明显的轻视意味。可王国藩没有争辩。他明白，穷并不可怕，真正困难的是既缺少生产资料，又缺少改变现状的办法。单家独户面对天灾，往往一场灾害就能把一年的收成吞掉。

王国藩1919年出生，早年一直在家乡务农。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革命，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农村生活，使他熟悉土地，也知道农民最需要的不是空话，而是种子、牲口、农具和能够持续生产的条件。

合作社成立之初，账面上的家底寒酸得很。230亩土地，大多土质较差；没有足够的牲畜，也没有周转资金。王国藩便带着社员另想办法，农闲时不再只是歇着，而是进山砍柴、制作火柴，想方设法换取生产所需的物资。

那段日子很苦。

寒冬里进山，手脚冻裂是常事。有人担心投入太多却看不到回报，王国藩便把话说得很实在：“咱们没有别的本钱，只有肯出力。只要不散，事情就有希望。”

他带头劳动，也带头承担风险。缺种子，就想办法筹；牲口不够，就合理调配；劳动力不足，就把社员组织起来集中干活。合作社并非一开始就顺利，内部也有过分歧，但王国藩坚持把有限的人力用到关键处。

一年下来，西铺村的收成明显超过了单干农户。据相关记载，合作社粮食产量约为单干户的三倍。这个结果让原本的讥笑声小了许多，也让“穷棒子社”这个带有嘲讽意味的称呼，逐渐有了另一层含义。

它不再只是贫穷的标记，更成了穷人靠组织起来改变生活的案例。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土地改革逐步展开。到1952年底，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废除，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但有了土地，并不等于马上就能摆脱贫困。生产工具落后、牲畜不足、抗灾能力弱，仍是摆在农民面前的现实难题。

王国藩合作社的意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显现出来。它说明，分散的农户通过互助合作，可以集中有限资源，提高生产效率。毛泽东在关注农村互助合作时，曾把西铺村的经验视作国家建设的一种缩影，这个小山村也因此受到中央层面的关注。

1953年初，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农村调查，农业互助合作是考察的重要内容之一。王国藩并没有因此改变农民本色，他仍然在村里处理具体事务。合作社缺什么，他就先考虑怎么解决，而不是先考虑自己能得到什么。

1957年2月，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期间，王国藩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同他握手交谈，称赞他是建设共和国的功臣。对于一个从贫困山村走出来的农民来说，这次见面留下了极深印象，也成为他后来继续工作的精神支撑。

有意思的是，地位升高之后，王国藩的生活并没有随之改变。他不愿搬进专门安排的住房，长期住在西铺村原来的房子里。家中陈设简朴，衣食用度也没有明显变化。即便后来房屋实在破旧，重新翻盖，内部摆设仍旧十分简单。

1966年4月29日，周恩来、陈毅陪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来到西铺村参观，王国藩负责介绍合作社的发展经过。午饭时，工作人员原本想把饭菜安排得好一些，周恩来却要求按照当地群众的标准办，还邀请几位农民一起吃饭交谈。

这一细节让王国藩印象很深。对他而言，领导干部是否了解农村，不在于说了多少漂亮话，而在于是否愿意坐下来，听农民讲真实的收成、困难和打算。

此后，王国藩从基层干部逐步走上更重要的工作岗位。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他成为中央委员。1973年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7年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又连续当选。

连续三届担任中央委员，在当时并不常见。一个曾经连农具都凑不齐的山村农民，走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位置，西铺村也因此声名远播。

但政治生涯并没有一直延续。1978年，王国藩被免去职务，回到家乡务农。对于一个曾经受到全国关注的人来说，这种变化并不轻松。可他没有公开抱怨，也没有利用过去的影响力为自己谋求特殊待遇，而是重新面对土地和村庄里的日常生活。

遗憾也由此留下。

王国藩回乡后，西铺村一度受到过分谨慎的对待。地方上有人担心处理不当，不敢主动借助他的经历和人脉推动发展。王国藩熟悉农村，也有较强的组织经验，却没有机会把这些优势继续用于地方建设。对他来说，这或许是离开政治岗位后最难释怀的一件事。

晚年王国藩仍然教育子女，不能忘记过去吃苦创业的日子。2005年7月30日，他在家乡病逝，享年86岁。多年以后，村里老人谈起他的名字，常常会提到那间油灯下的屋子，提到23户贫农，也提到那头只有“三条驴腿”的牲口。

这些具体细节，构成了王国藩一生最清晰的注脚。